因为外交经费包干，驻法公使、驻英公使都“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平时最怕与外国人交际。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其中与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大有关系。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最后，还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陆征祥路过美国邀请王正廷同行，“许以第二席之专使”。到法国见到施肇基，“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并通告了和会。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王正廷第三、施肇基第四，陆因此陷入尴尬。施不愿居顾之下。顾也因为有人要他让位于王而大愤，宣言辞职。最后，陆征祥于3月7日从旅馆出走，独自到了瑞士，并向北京提出辞职，整个和会期间他确实什么都不管。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