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孙中山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给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宫崎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的行事作风无非许人以勋位、军衔、官位、金钱，比如派胡瑛去日本，一次就给了二万。意志薄弱者过了昔日患难关，却过不了荣华关，老同盟会中被袁收买的不乏其人，如刘揆一、孙毓筠等人。袁不愿接受唐绍仪内阁以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提名，绕过内阁直接委任王为南京宣抚使，时黄兴正辞去南京留守。袁给了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也不必上交，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金钱收买。袁曾将存有50万巨款的银行支票给宋教仁，宋只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就原票奉还，这是袁所料不到的。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考察之意，即赠以巨款，被陈拒绝了。柏文蔚自述，“当其驻军浦口时，袁派其亲信章聿骏送来交通银行支票一百万元，给其作私人应用及老亲生活费用。”被婉言谢绝。袁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众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也被邹鲁拒绝。
　　为了办理随意给特别费的事，袁甚至安排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任意取用，绕开正常的
　　财政体制。当年唐在礼负责直属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军需处，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拿上袁世凯的手条即来支款，或支票或现钞，不问用途，纸条上只有“发给╳╳若干元”十来个字，有时连日期都不写。这种“特别款”有大有小，领取人不仅有“自己人”，也有“外人”和“对头”，比如袁对黎元洪这样的政治怀柔对象就很花心思，在经济上乃至其他一些方面照顾得都很周到。袁给人的特别费数额有大有小，多则一次数十万元，少则一、二万，或安置一个闲职，每月送数百到一千不等。常领取大数的人中不仅有前清重臣，有冯国璋之类自己人，也有收买过来的蓝天蔚、王芝祥等外人。乃至一些军费都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拨付。
　　连外国人，袁世凯也想以同样的法门对待，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进京，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曾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当时住在上海，袁世凯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他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请其速来北京，想不到宫崎竟如此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足下之北上，弟也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