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大家族”，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有道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蒋介石是“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有了蒋中正的才能和野心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说法较多出现在1980年代前的国共对峙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带有敌视意义，是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事实上，无论从财富的数量，还是从财富的性质，我们都无法认定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聚资敛财祸国殃民的“四大家族”。
　　
　　先看数量
　　
　　整整60年以前，即1947—48年，陈伯达（1904—1989）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首次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也即四大财政金融寡头。他提出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并估算这“四大家族”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但有人提出疑问：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16亿美元，那么这“200多亿美元”从何而来？显然说不过去。陈伯达的着述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品，数据是靠不住的。而且，从这些人身后的萧条来看，也足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多财产。
　　
　　先看宋美龄。据其外甥女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即如今的南京路）附近，现由祖国大陆方面保存。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孔令仪指出，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再看陈果夫，陈果夫１８９２～１９５１，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ＣＣ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５０００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ｌ９５１年８月２８日死去，终年只有６０岁。其弟陈立夫１９００～２００１，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ＣＣ系的首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去台湾，１９５０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ＣＣ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１９６７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晚年陈立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并提出对大陆经援方案，期望为统一事业做出贡献，被评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曾震动台湾朝野。２００１年２月８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１０１岁。至于四大家族之一蒋家的蒋方良女士，其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蒋经国逝世以后，蒋方良晚年只靠抚恤金过日子，生活感到压力，连出门旅行都不宽裕，更别提回俄罗斯探望亲人。蒋方良晚年只靠其夫的补发二十个月抚恤金生活。据了解，近年来，因为罹患肺气肿，蒋方良必须带呼吸器过活，身体每况愈下，1992年和来自故乡的白俄罗斯首都明司克市长见面的时候，市长邀请其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当场就郁郁的说：“我没钱，怎么回去？”    让市长大为吃惊。想回俄罗斯，但竟然因为没有经费而作罢，这位回不了故乡的所谓“第一夫人”，看着蒋家从显赫走向凋零，晚景凄凉令人不胜唏嘘。
　　
　　要之，从事实上看，当初攻击所谓“四大家族”是中国最大的贪污集团，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之说，显然是不实之词，应该推翻。
　　
　　再看性质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这“四大家族”确实曾经掌握了了大量国家财富，但这些财富是不是他们的私有财富呢？又能不能算是他们贪污所得呢？ 也就是说，这些财富属于什么性质的财富呢？
　　
　　对此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把“大家族”私有的产业，跟 “公家”（国营或官营）的产业区分开来；把国民党政府名下的国有资产、跟各个家族私人的资产区分开来。譬如，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自1928年至1935年，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这并不是说：中央银行就等于是宋子文或孔祥熙两家的财产。又如：交通银行创建于1908年，是中国早期的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交通银行在筹建过程中，采取了官商合办的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借款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营权。经过努力，京汉铁路的路权于1908年12月收回。交通银行初期为经营轮船、贴路、电信、邮政四种往来的专业银行，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较早地借鉴了国外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方法，是我国最早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对促进我国早期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1928年，国民政府颁发了《交通银行条例》，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成为当时第二家最大的官商合办银行。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即“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做出了贡献。实事求是地说，交通银行并不是孔家或宋家的私有财产。再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接收敌产，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统计，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为55．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金550万元，以及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020．1460万元并2．6544万英镑。经过接收，财政部握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接收敌伪资产约合10至20亿美元。这些金融资产，是归国民政府所有、归财政部管理，而不能认为是“四大家族”个人的私有资产。
　　
　　要之，以前所谓“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实际上都不过是经由他们管理的“国家资本”——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国有资产”，不能算在他们私有财产中去，当然更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是贪污集团。
　　
　　总而言之，蒋宋孔陈虽有些家产，但从经济上考察微不足道。孔陈是大财团，虽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较多的挖了国有资产的墙角，但仍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戴在他们头上所谓“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的帽子，可以休矣。（文/信力建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