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代各朝的皇宫及王室宫中都有大量的太监或内侍，这是一类受过宫刑的特殊的人。他们本来都是良家子弟，因为要被选进宫廷中服役，必须“净身”，以免他们在充满妃嫔媵嫱宫娥侍女的皇家禁地发生淫乱的行动。太监的净身和作为刑罚的宫刑不是一回事，但施行的方法是相同的，都必须“下蚕室”。因此，我们把太监约有关情形也放在本节叙述。

　　宫廷中使用被阉割的男子作太监，始于春秋时，这就是前文所说的奄人。后来历代相传，直到清末。太监的来源，是皇帝委派内官挑选少年男子，施刑后入宫听用。太监因老病残弱或犯罪而减员，有司立即另选新人来补充。太监在入宫时净身的程序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以防有人徇私舞弊。秦朝时，吕不韦把嫪毐假装阉割而送进宫中，以满足秦始皇的母亲赵姬的性要求，这成为历史上的千古秽闻。以后各代在这个间题上严格把关，显然是接受了秦始皇时的教训。

　　不仅皇宫使用太监，各代王室及勋臣贵戚的府第也都使用阉人充任各种职役。有些达官显贵常利用权势，购买引诱民间青少年，将他们阉割后用作奴隶。明代，这现象最突出，而且大多是阉割幼童。正统初年，靖远伯王骥征讨麓川（今云南陇川）时，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有人上本弹劾他，英宗朱祁镇竟不予理睬。正统十四年（1449），王骥和都督宫聚又擅自阉割幼童，名曰进献于宫中，实际上是他们留下来自己使唤，四川卫训导詹英奏闻朝廷，英宗认为王骥有功，仍然未加追究。天顺四年（1460），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将俘获的东苗儿童阉割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其中病死三百二十九人，他又买了一批，凑足这个数目，依然将他们阉割。有人把阮让的所作所为奏闻朝廷，代宗朱祁钰只是传旨责备他一番，并且责斥巡抚都御史白圭对阮让未加制止，但并没有将他们加罪。玉骥和阮让用兵平定叛乱后又将该地区儿童阉割，意在斩草除根，这已是残暴至极，他们借此机会把阉童作为自己的私有奴隶，做法也更为卑劣。此外，明清两代的某些王爷及封疆大吏也常阉割本地的幼童，或者自己使用，或者把其中的一部分输送给皇宫。

　　太监在宫廷供职，经常接近皇帝，有一定的特权。有的太监利用特殊身分贪污受贿或敲诈勒索，入宫不久就积累起万贯家资。有的太监被委任为内官，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利，有的甚至还能参预军机，与文武重臣平起平坐，个别的太监成为宦官后有时竟然凌驾百官之上，独擅朝政。春秋时，齐国的寺人竖貂曾发动叛乱，贾举曾参与弑君，宋国寺人惠嫱伊戾谗杀太子，寺人柳谗逐右师，他们开创了阉宦乱政的先例，流毒后世。东汉末年，宦官把持朝政最终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唐代仇士良，明代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都曾一度独揽大权，地位超过宰相。历代相当多的人看到当太监有利可图，就甘心情愿地自动阉割，挤进太监的行列，然后沿着宦官的阶梯，登上政治的舞台。因此，古代出现了许多自我施以宫刑的人，这便是封建社会的奇特现象──自宫。

　　春秋时的那位竖貂就是自宫的首创者。齐桓公对管仲说，竖貂自宫是亲近国君的表现，忠诚可嘉，因此想任用他作宰相。管仲说：“竖貂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他能爱国君吗？”管仲一语道破自宫者的思想实质，他们并不是出于对国君或皇上的忠诚，而是出于追逐权利的自私动机。后世各代中，凡是皇帝重用太监，太监享有较多特权的时候，自宫的情况也就格外地多。五代时，南汉主刘鋹宠信宦官，有的宦官被封为三师三公，官号加“内”字或“诸宫使”字的，不下二百人，而文武百官都被看作“门外人”。群臣中有才能的人以及新科进士状元等，若想受到重用，必须先下蚕室，然后才能出入宫闱。于是，很多人纷纷自宫，以图求得官职。结果，宫中的太监和宦官竟多达两万人。

　　明代，自朱元璋起，历朝都重用宦官。具有生杀大权的东厂、西厂、司礼监等机构，都归宦官执掌。宦官拥有的权势、财富及其养尊处优的生活，对一般的名利之徒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明代自宫现象同以前各代相比最为严重。明初时，自富而请求录用为太监的人数已相当多，以至于超过了宫廷的实际需要。于是从永乐时起，各朝都多次颁发禁止自宫的法令，对违令自宫者给予严厉的处罚。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诏令，凡是自宫者，都要以不孝论处。如果军人违犯，连本管头目总小旗一同治罪；如果民间违犯，罪及有司里老。此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长沙府有位百姓自宫，请求入宫作内侍，仁宗说：“游惰不孝的人，竟然忍心自绝于父母，怎么能配在朕左右听用？”于是下令将他充军戍边。按着，兴川有位军官名叫徐翊的上书奏称，他的儿子自宫，已入宫作内侍，请求免除自己的军籍。仁宗斥责翊教子不严，诏令他的儿子离开宫廷，去代替父亲服兵役，并且诏示刑部尚书金纯等人说：“今后有自宫者，定要处死，决不轻饶。”宣宗朱瞻基即位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有军、民任本等数人，自宫请求录用，宣宗说：“仁宗皇帝曾有诏令，自宫者都要发配交趾充军。这些人竟然还敢这样做？”于是就按照旧例将他们充军交趾。宣德二年（1427），宣宗下诏重中：凡是自宫的人，军人退回原伍，百姓遣回原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员及官势要者家中躲避差役。若再有违犯者，犯者本人及隐藏之家都要处死，官吏及邻居等人知情不报者，一同治罪。宣德六年（1431），金吾卫指挥同知傅广表示愿意自宫，以便到宫廷为皇家尽忠，刑部把他的要求上达，宣宗下令将他交给刑部治罪。

　　英宗时，对自宫者的处罚依然三令五申。正统十二年（1447）诏令，自宫而已入宫者，准予自首，之后可送到南海子（南苑）种菜，隐瞒而不自首者以及新发现的自宫者，全家发配辽东充军。天顺二年（1458）重申此项禁令。正统十三年（1448），江西鄱阳（今波阳）百姓樊侃、陕西盩厔（今周至）百姓李回汉分别自宫，谎说是因为疾病和骑马受伤而失去性器官，请求入宫效力，英宗将他们按违禁论处，都发配到辽东铁岭充军。景泰三年（1452），代宗朱祁钰也颁布过禁止自宫的诏令。

　　但是，自宫的现象仍然不能杜绝。这些人被查出来之后，一般都不会被判死罪，发配边远地区充军不久，遇到特赦的机会又可以回到京城，有司按旧例将他们送到南海子种菜，遇到宫中的太监有缺员时，就让他们递补。其中有些聪明能干的人，一旦成为太监，日后也能飞黄腾达。成化十一年（1475），竟有三百多名因自宫被发配的人潜逃回京城，侥幸得到录用，宪宗朱见深得知这一情况，下令让锦衣卫将他们拘捕，重杖责罚，然后遣送原来的戍所。成化十五年（1479），朝廷再次下令，让巡城御史、锦衣卫指挥督同五城兵马，把潜逃回京的自宫者缉拿，遣回原籍；城内外如果有人家敢私自容留这些潜逃者居住，留住者及左邻右舍一起查究惩处；抓获的自宫者要枷号示众一个月，期满再杖一百，押解回原籍，如果再来京城，其父亲、兄长等家庭成员要一同治罪。弘治、正德年间，朝廷都曾严惩自宫者。弘治六年（1493）五月，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把她的小儿子马五阉割，打算送入宫中请求录用，结果被人告发，罗氏和动手阉割的人依法应当斩首，刑部郎王嘉庆等三位官员把他们改判为笞杖责罚。孝宗朱佑樘大怒，下令将王嘉庆贬谪到外地，将罗氏等处决。正德元年（1506）、二年、九年、十六年先后四次发布禁令，内容大致相同，规定自宫者本人及动手阉割的人要处斩，全家发配边远烟瘴地区充军，潜逃至京城者一旦擒获即行处死，窝留及知情不报者皆治罪。

　　这些禁令尽管越来越严厉，但自宫的风气一直煞不住。自宫者就像成群苍蝇，围着皇宫这块有腥味的地方，赶不开，打不散。当太监的优越地位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使不少人甘冒触犯法网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继续这么干。自宫的现象越禁越多，有的地方一个村庄就有几百人自宫。自宫者潜入京城后，千方百计寻找关节和门路，有的也能如愿以偿。个别人的成功给多数人注入了兴奋剂，涌向京城的自宫者的队伍有增无减。奇怪的是，明武宗朱厚照一边下令严惩自宫者，一边却在正德十一年（1516）录用自宫男子三十四百六十人作为海户5，每人每月给米三斗。当时聚在京城未被录取的自宫者还有几千人，他们围在礼衙门前乱敲门，请求录用。朝廷几次派官员申饬他们回原籍，但这些人根本不听，始终没有被赶走。嘉靖五年（1526），南海户净身男子九百七十多人，联名请求宫中录用，世宗朱厚熜大怒，命令锦衣卫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原籍，为首的闹事者予以杖责。

　　自宫的风气直到明末依然很盛。崇祯初年，朝廷又再次颁发禁令，并写成布告到处张贴。但收效甚微，自宫者置若罔闻。这时自宫者以福建人居多。明毅宗朱由检和武宗的做法一样，发布禁令的同时大量录用自宫者入宫，这使他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也给予了自宫者更多的投机的希望。崇祯年间共选录三次，宫中的内监比天启时增加约一万人，每年耗费白米增加七万二千石，靴料增加五万双。未被录用的自宫者也不肯离开京城，他们散居于皇城外，俗称“无名白内官”，分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宫中太监共七万人，都哗然散去，当时加上皇城之外的“无名白内官”们，太监的总数不下十万人。

　　综观明代之世，庞大的自宫者人流中，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宫廷，而进入宫廷者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爬上权势的峰巅。正统年间的着名宦官王振是自宫进用的，得势后官至司礼太监，后来竟以古代辅佐成王的周公自比，公卿都拜在他的门下，英宗朱祁镇也称他为“先生”。正德年间的张忠因父亲嫌弃他而自宫，后来竟然做了御马太监，与司礼张雄、东厂张锐并称“三张”。万历时的陈矩是被他的父亲阉割后入宫的，后来成了司礼掌印兼东厂太监。天启时的魏忠贤也是自宫者，他原名李建中，是肃宁县的无赖子弟，因家庭贫穷，其妻改嫁，他百无聊赖，就自行阉割，托关系入宫，开始掌甲字库，很快积累了许多钱财，后来独掌朝政，成为明史上地位最显赫、为祸最酷烈的宦官。即使像王振、魏忠贤这样能成一番气候的自宫者，他们在宫廷的政治角逐中也很难善终。更多的自宫者，根本无法进入皇宫的高墙之内，他们有的受到禁自宫法令的处罚，被斩首或发配，或被遣送原籍，老死故土，有的终身苦苦钻营而一事无成，默默无闻。不论是哪一种下场，自宫者的命运都是既可怜而又可悲的。古代社会的内监制度及宫刑的法规，不仅戕害了他们约肉体，也镑蚀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人格，把他们变成一大批生理和心理都严重畸形的人。

　　古代的自宫者，除了要求入宫希图富贵的那一类人之外，还有其它的情况。明代嘉靖时，福建人柯维麒任户部主事，为了集中精力撰着《宋史新编》，决心以司马迁为榜样，摒除男女之欲，抛弃床第之欢，就自愿割除了生殖器官。万历年间，莆田人王继祀少年时读书非常勤苦，他为自己时常萌发男女情欲而烦恼，就自行割去睾丸。元代学者黄大痴在杭州赤山之阴的筲箕泉结庐讲学，有个学生沈某和附近寺观中的一位女道姑相爱并发生了性关系。别的同学发现了他们的事要向老师报告，沈某非常害怕，就躲到厨房里用切菜刀割掉了自己的阴茎，同学们发现后急忙抢救，结果没有死，但伤口流血不止，一个多月还不能愈合。后来，沉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向一名太监请教治疗伤口的办法，太监教他把割下来的阴茎焙干捣碎用酒冲服。沉某照他说的做了，不几天果然痊愈。当然，上述数例只是个别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