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寻常的方式加以表现，往往思想性有余，艺术性不足。蒲松龄以幻异、夸张等非现实的手法加以表现，获得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又具有独特的艺术情趣。《促织》写因皇帝喜斗蟋蟀而引起的一系列悲喜剧，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罪恶。作为一国之君，而迷于斗蟋蟀，这给大小封建官吏以谄媚和科敛的机会。华阴令谄媚上官，进一蟋蟀，上官让华阴令常供，华阴令又让里正进供。做里正的成名，本因老实懦弱，一点家产快赔尽了，恰好上边征收促织，成名抱着一线希望自己去找，一时无结果，被打得两腿间流血；只好求巫占卜。按照巫的指示，找到一只蟋蟀，又被儿子抓死。成名妻大骂儿子；儿子投井而死，化为促织，轻捷善斗；成名以此进献，时来运转，县令免其赋税，让他进学校学习，“不数岁，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成名最终脱离了苦海。然而人的苦难和好运，却无不反映出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的腐败。《席方平》描写了席方平不畏强暴、为父伸冤的故事。席方平的父亲因仇人在冥间行贿，受到严刑拷打；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伸冤，上到冥王、郡司，下到城隍狱吏，皆贪赃枉法。将席方平施以重刑，用火床烤，锯开他的身体。但席方平毫不畏惧，转生后依然不忘告状。在《梦狼》中，作家直接了当地指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三百年前的蒲松龄把矛头指向封建制度，指向最高统治者。实际上，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蒲松龄只能寄希望于皇帝和清官。

　　在《促织》中，他为皇帝开脱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鸮鸟》写大小官吏借驮运粮草之机，大肆抢夺民间骡马。

　　作者同样为皇帝开脱道：“圣明天子爱惜民力，取一物必偿其值，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在《席方平》中，席方平的希望依然在殿下九王。在这类作品中，无情的暴露性与无意识的妥协性同时存在。

　　与此相关的，是对科举弊端的批判。明清科举制，虽为统治者选拔了不少人才，但也存在种种弊端，埋没了不少人才，蒲松龄是受害者之一。科举最重文章，以蒲松龄之文才，竟屡屡败北，不能不使蒲松龄产生一定的怀疑。

　　尽管蒲松龄一生都是科举迷，从未打算与科举决裂，但他毕竟从自己的痛苦经验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举的弊端。《叶生》虽然写了一个虚幻的故事，却可以看作蒲松龄的精神自传。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但“所遇不偶，困于名场”，抑郁而死。死后还魂，仍不忘借别人为自己文章吐气。

　　他帮助朋友的儿子高中，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达到目的，他的灵魂才返回家中，扑地而灭。贾奉雉起初遵奉“学者立言，贵乎不朽”，但总考不中。后来，他从丢掉的废卷中，选择那些格调卑下、文词枝蔓、乱七八糟的句子，集中起来，联缀成文，竟中经魁。在《司文郎》中，他讽刺考官不仅“无目”，而且“鼻盲”。在《考弊司》中司主把向考生索贿当作“成例”，无钱纳贿的，即割考生的髀肉。在蒲松龄笔下，科举考试弊端百出，才华横溢的人屡屡失败，庸俗浅薄之流却能青云直上。当然，作家对科举制的批判是有限的，他不会想到废除科举。

　　他只不过是希望改良科举制度，希望有识见的考官真正将有才能的考生选拔出来而已。

　　3.表现某种生活哲理的寓言性质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短小精悍，诙谐幽默，表现了蒲松龄乐观、机智的一面。著名的《劳山道士》、《武技》讽刺了那些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浅薄之徒，表现了学贵专一、学无止境的思想。王生慕道，并非真正理解道。他好逸恶劳，不苦心修持，只求学得一点法术，用以眩人耳目，结果碰得“额上坟起，如巨卵焉”。李超跟僧人学得一点武艺，便骄傲自满，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差点被人打断大腿。

　　《画皮》则告诉人们要善于透过假面，看到本质。男主人公被一化为美女的恶鬼迷惑，得到道士的警告还执迷不悟，终于被恶鬼挖去心肝。《狼》（三则）

　　揭露了狼的狡猾、奸诈，也指出了它们的可笑下场。这些作品，都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4.还有相当多的作品止于搜奇记异，可以说是魏晋志怪小说的延续，其优点是描绘栩栩如生，但今天看来，已无多大意义。如《咬鬼》、《荞中怪》、《蛇癖》等。

　　《聊斋志异》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还有不少作品，尽管数量不多，却具有独到的意义。目前，我们对这类作品还不太重视，没有给以足够的评价，对其中许多经验，没有加以总结，更没有给以创造性发展。《尸变》被许多人认为是纯迷信之作。但如果我们抛开成见，忠于艺术感受，便会发现，这篇作品具有惊人的艺术震撼力。作家用那么简洁有力的文笔，描绘出一幕可怕的尸体追人的情景，只要读过就决不会忘记。我们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恐怖小说。又如《狐谐》，如果仅从所谓思想意义看，的确没什么；但若换个角度，着眼于小说的风格，便会得出全新的结论。作家描绘的是狐精跟人开玩笑，令人捧腹。这样的俳谐小说，在我国小说中还不多见，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