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大同书》中，出现了很多对劳动人民所受苦难的控诉和描写，不但真实可信，而且尖锐深刻，可以说是《大同书》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内容，处处都是康有为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

　　对于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压迫的惨状，他这样写道：农民的生活最为穷苦，胼手胝足，风吹日晒，辛勤劳作一年，又被地租和赋税榨取得颗粒不剩。啼饥号寒，转死沟壑，这样不公平的事，天下人竟习以为常！他描写采矿工人的苦难，说采矿工人，整日赤身露肤，深入洞穴，潦水燃火，牛拖马拉，何其悲惨！而煤矿工人则更苦，煤气熏灼，身手漆黑，触鼻恶心，常人一刻也受不了，而他们却终生在毒气中工作，一旦洞裂地陷，则压死地下。

　　他形容被迫出国谋生的华侨的悲惨命运说：他们弃家离乡，万里渡海，漂泊异国，卖身为奴，筑路开矿，任人鞭笞，驱若牛马，瘴疠疾病，生死莫问，呼天谁知？

　　《大同书》是作者经过长期的思考和亲身的社会观察，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的。康有为看到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痛苦和呻吟，而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又最为深重。他在《大同书》中愤怒地说：全世界都处在忧患之中，全天下的人们都是忧患的人，全天下的人都是被戕杀的人，苍茫的大地所形成的，不过是一个大杀场、大牢狱罢了。

　　正因为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所以康有为敢于对封建剥削制度发出抗议的呼声。他说人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上事父母下养妻儿的需求；然而却经常被迫交纳租税。征兵的公文一下，衙门里的差役就纷纷而来，鸡猪任他们宰割，房屋任他们摧毁。遇上水涝干旱有疾病的年头，公租交不上去，家里的男子就被关进牢狱，家里的土地典质给他人，甚至有的人为交租而卖掉自己的妻子儿女。惨状难闻，苦情难诉，牵裙挥泪，呜咽涕零。刚刚被逼得骨肉离散，吏胥又上门要新的租税了。所以元结说官劫过于贼，孔夫子以为苛政猛于虎也。这里，康有为把劳动人民在封建专制压迫下的苦难表达了出来，充满了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憎恨。康有为虽然不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了。

　　仁道主义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绪言中写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他认为，国家、君臣、政治都是免除人们的痛苦的，即“为人免其苦”。“苦”，即“苦道”。《大同书》中列举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道”——有“压制之苦”，“贫穷之苦”、“苛税之苦”，“劳苦之苦”，“贱者之苦”等等。还有“帝王之苦”，“富者之苦”，“贵者之苦”。

　　这样，不论贫者富者，不论统治者被统治者，大家不分彼此地同在一片“苦海”中，就应该不分彼此地互相怜悯，互相同情，不分彼此地互相“亲爱”。

　　康有为阐扬了孔子的“泛爱众”思想，又借用了佛家的“慈悲”主义思想，论证了人类生活去苦求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无情地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大同书》通篇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

　　不仅这样，康有为还引用了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认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根本途径，在于靠人类的“不忍人之心”。他宣称，人类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界限和痛苦，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相爱，人人都把自己的“仁爱”之心发扬光大，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

　　康有为把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表述为人道，提炼升华为“仁”。《大同书》全篇充满“仁”的思想，成为它感动人心的哲理性思想灵魂。“仁道主义”就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的人道主义。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种“仁道主义”既有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色彩，也具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特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他把人和“仁”二者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

　　他从自然“天性”和“元”的本体结合的轨迹上，推导出“仁”的基本范畴，提出“仁”是爱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唯有爱才是高尚的，即孟轲的所谓“不忍人之心”。他吁请人们不能独与本国人亲，也要与全地球人亲，还要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

　　这种人道主义的哲学思辩，是从反对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人”摆在“天理”之上，有力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争辩说“水齐、木难、水晶之珍，人犹宝之”，人是“天地之精英”，是世上最可宝贵的东西，社会有什么理由抑人才、夺人权呢？他主张，一切要以人为转移，以人为中心，以是否对人类有益来评判是非功过。在封建社会视人民群众若牛马虫沙的时代，《大同书》却大声疾呼，肯定了人的崇高价值，提出世间一切活动都应从为人民谋福利出发，让世界充满爱。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