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3年，在曾经盛产神话的南亚大陆印度，在大吉岭地区的一间普通客房里，诞生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著的《大同书》。

　　《大同书》的诞生近代的中国，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先进的仁人士子，为了救亡图存，光复华夏，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奋斗和有益的探索。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这一努力与追求中的“历史备忘录”。

　　康有为出身于累世官僚地主之家，自幼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然而，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他越来越怀疑那些“圣经贤传”，不断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

　　他游览过香港，参观过上海的租界，后来又到国外去考察。他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也最多的中国人。他购买了许多当时翻译的各类外国书籍，特别是接触到了19世纪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使他决心为中国设计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远景——“大同”社会的蓝图，以鼓舞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而士气殆尽的同胞们。

　　1884年，康有为着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这就是后来驰名于世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康有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计了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书成之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实行“大同”尚非其时，迟迟不肯示人。直到1913年他才以《大同书》为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稿直到他死后八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而康有为也由此而被世人称为“一佛出世”，“当代一人”，完全打动了他的学生和朋友。

　　大同之世“大同”，是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老年人晚年有人照顾，壮年人有理想的工作，孩子有学习的机会，鳏寡孤独者，还有残疾之人都为社会所养。人人都生活得愉快幸福。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袭了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继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

　　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

　　他认为：在农业上要实行“公农”，把天下所有的田地都归为公有，任何个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在工业上，要实行“公工”，把天下所有的工厂、铁道、轮船都归为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在商业上要实行“公商”，把天下的商业都归公，由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

　　《大同书》还对社会政府职责作了规定。社会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要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物质财富。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为未来社会的劳动者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所以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没有别的可崇尚的；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所创造的新器外没有别的可尊高的；太平之世没有痛苦，所有的只是欢乐。所以说在野蛮的时代，工人最低贱，愿意干的最少，人们对工人也最薄；在太平之世，工人是最高贵的，愿意工作的人也最多，对待工人也最优厚。而且人们既是工人，又是“学人”。人们所追求的是“知识竞争”，在竞争中出现许多“聪明睿智之士”，他们拿最高的薪金，享受最高待遇和荣誉。太平之世，人人都想创新发明，人类的进化因此而永无止境。“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发达，一切生产劳动全采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因此人们的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每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或一二个小时，除此之外都是游乐读书的时间。

　　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帝王，没有君长，也没有官爵、科第，人人平等。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类理想社会，却终是一种空想、梦幻。康有为也只能给人们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形式，而且，他毕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懂得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衣、食、住、行以至器用、家具，沐浴等等的细微末节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因而注定了这种从头脑中硬性产生的东西一开始就是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虽然如此，《大同书》中所表现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以及他那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执著精神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使当时从封建营垒中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其中的很多理论观点，都闪耀着中西文化智慧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