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西山林到朝鲜战场，一万多名湘西“土匪”在五零年代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

　　

　　1962年8月，朝鲜战场上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斗英雄金珍彪，带着一等功臣勋章，回到了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的故乡小山村。

　　

　　然而，金珍彪的归来没有英雄赞礼，也没有族人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迎接他的只有无数冷漠、戒备、警惕的眼神。此时，他并非英雄，而是被打入了另册的“罪人”。

　　

　　不久后的一个月黑风高夜，金珍彪只身走进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

　　

　　金珍彪命运落差的根源，是他曾经的“湘西土匪”身份。

　　

　　“兼职”土匪

　　

　　湖南省境，自常德西行进入沅江、酉水流域，直到湘黔交界处的新晃，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西。

　　

　　湘西重山叠岭、滩河峻激，又多密林深洞，是土匪们绝佳的天然藏身处。湘西又是苗汉混杂之地，民风桀骜彪悍，因此自宋代以来匪患一直不断，更在晚清民国数十年的战乱中空前壮大。

　　

　　到1949年，整个湖南有18万土匪，其中湘西占了10万以上，是全国土匪最集中的区域。

　　

　　民国之世，土匪在湘西更是一种显赫职业，有的巨匪甚至跻身地方名流，甚至取代地方政权。他们安排山民生产粮食与鸦片、收取税收，然后购买更多更好的军火，控制越来越大的山区地盘。

　　

　　权威之外，口碑也是湘西土匪们维护地盘稳定的重要依赖。新晃巨匪姚大榜，健步登山如履平地、手持双枪弹无虚发，却也经常身穿长衫、手握文明棍，一副斯文做派。他还单独出资兴办小学，延请名师为学生讲授新式课程，又经常获邀主持乡间纠纷仲裁，俨然德高望重的“老辈子”。

　　

　　如此种种，这时的“湘西土匪”，不少更接近于结寨自卫的地方自治武装。此外，10万湘西土匪中，只有少数真正的职业土匪，绝大多数是“兼职”他们无事为农，有事则拿起枪跟随团伙行动，但通常不会骚扰地方。

　　

　　而他们入伙的原因，往往是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为自保或另谋生路携枪入伙，并非乐意为匪”，金珍彪就属此类。

　　

　　“黑脑壳”参军

　　

　　不过，“湘西土匪”千百年的好日子，随着被湘西人称为“红脑壳”的解放军大举进驻，终于在1950年前后走到了尽头。

　　

　　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10余座县城。然后，在9月下旬，47军、46军136师、38军114师等主力部队也奉命进入湘西，决心彻底清剿“黑脑壳”站在国民党这边，准备与“红脑壳”死磕到底的10万湘西土匪。

　　

　　“黑脑壳”们虽然彪悍骁勇，但却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中仓促整合在一起的，人数的优势及个体战斗力的强悍，并不能弥补难以协调、心思不一造成的致命混乱。此后两年间，新晃姚大榜、芷江杨玉清、古丈张平、八面山师兴周等名动一时的“黑脑壳”，陆续被精锐的解放军正规军击破、歼灭。

　　

　　到1951年2月，解放军共“歼匪92081人”、宣布数百年湘西匪患基本肃清。

　　

　　与此同时，湘西新建立的各级中共政权，开始着手处置3万余名被俘、投诚，乃至曾经干过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们。其中2万多名“职业土匪”，以及“有血债”的人，陆续被处决。剩下金珍彪等1万多“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被集中关押“学习改造”。

　　

　　1950年12月，金珍彪正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集训”。一同关押在这里的上千人中，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枪决，地点是金珍彪所在小阁楼对面的那片小森林。

　　

　　每天临窗看着外面的毙人场景，金珍彪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终于有一天，门外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金珍彪当时心头一跳。

　　

　　进来的是解放军梁排长，正对着他微笑，不像是要拉他去枪毙的样子。梁排长居然是来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朝鲜跟美国鬼子打仗”。金珍彪并不清楚5000里之外的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依然急切地回答“愿意”。

　　

　　也是1951年初，曾任古丈县“巨匪”张平手下副大队长的孙家怀，“天天听政策，听受害老百姓的控诉，以为要枪毙我”。尽管曾被安慰“你是带了五六十条枪过来的，是功臣”，他心里还是极不踏实。有一天领导询问“朝鲜打仗了，你们愿不愿意去”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年，驻扎湘西两年之久的47军也奉调入朝作战，顺便将金珍彪等一批“身手较好、罪恶较轻”的“黑脑壳”也编入军队带走了，后来因为在朝鲜战场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

　　

　　张家界的金珍彪、宋德清，还有新晃的蒲德美、蒲昭义、蒲德厚，以及沅陵的孙家怀、向明清等，就这样先后去了朝鲜。

　　

　　死里逃生

　　

　　出发那天，胸佩大红花的金珍彪被乡亲们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出山口。多年后，金珍彪说，他当时想起了被枪毙的那些人，“后怕又庆幸”。

　　

　　如果说，金珍彪、孙家怀只是急于摆脱无法自主的未知命运，那么对于沅陵县乌宿乡的张平匪部机枪手向明清来说，去朝鲜就是一个死中求生的契机。“虽然他是投案自首，但是按照政策，我们当时还是打算要枪毙他的”，今年82岁的杨先树老人说。因为向明清在其土匪生涯中，“背了七条人命”。

　　

　　杨先树当年任职沅陵县公安局，是当地选送土匪入朝一事的负责人。筛选中，他发现已在“勾决”名单上的向明清枪法神准、打点射面百发百中，觉得人才难得，便请求公安局长刀下留人，“这个人民愤大是大，但到朝鲜去，未必会投降美国人，估计他民族感还是有的”，因此建议改送朝鲜“戴罪立功”。

　　

　　“局长一开始没答应，考虑了几天，同意了”，向明清逃过一死。

　　

　　也有乐观者，如沅陵明溪口镇今年80岁的谢根生老人。谢根生的“土匪”身份，仅仅是因为当土匪头目的叔叔，给他弄了一支枪，而当时15岁的谢根生不愿意入伙，便拖着枪回了家。1950年，他向政府上交了那支“土匪发的枪”，然后继续回家务农，“没给关监狱”。www.lishi54.com

　　

　　但在一年后，谢根生接到政府的“学习”通知，去了才知道是填写“自愿入朝”申请表。谢根生当时觉得，参军入朝可能是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爽快地填了表格。

　　

　　土匪和军人，历来是湘西青壮年的两大“主流职业”，而无论是从土匪到军人，抑或从军人到土匪，对他们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身份转换，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

　　

　　以凤凰“竿军”为例，这是自清代中期至民国一直活跃在湘西的苗族雇佣军，他们彪悍勇猛，素有“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之说。后来，它便成了湘西军人夸许勇武的傲岸自称。

　　

　　清朝灭亡后，世代当兵吃粮的湘西“竿军”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参军为国出力、血洒疆场，要么沦为土匪，湘西土匪因此空前壮大。而民国政府与历代王朝政权对待土匪的手法一样，剿不动便抚，于是请土匪头目当县长的有之，当国民正规军营长团长的也有之。

　　

　　姚大榜就曾被政府招安过，但当了几个月国军正规营长后，觉得“没意思”，便带着整营人、枪，又回到湘西继续当土匪。此外，即便是蒲昭义这样的“兼职土匪”，在入伙前也大多有从军或充任地方保安团丁的经历。

　　

　　湘西兵匪的界限，由此模糊不清、难分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珍彪、孙家怀等人的积极报名，除了急于摆脱囚徒身份之外，未尝没有和谢根生一样的从军发迹梦想。

　　

　　异域战场

　　

　　湘西剿匪胜利纪念馆中保存的资料数据显示，1949年到1951年，湘西的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共关押土匪3万余人进行教育改造。其中1950年到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处决2万余人，剩下近1万人随47军赴朝作战。

　　

　　在湘西十余县中，仅沅陵一地，杨先树就曾亲手送出370人，而张家界市永定区也有300人之多。此外，湖南永顺军分区还将“湘西土匪”编了一个补充团。

　　

　　从此，“金珍彪”们由一个未知的命运岔口，到了另一个未知的命运岔口。

　　

　　然而，最初走上战场的许多“黑脑壳”，连军籍都没有。

　　

　　杨先树回忆，当时公安局长给他布置任务时的说法，是“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换言之，他们穿着志愿军服装但并非正式军人。但面临的艰险，与一线血战的军人们并无区别。

　　

　　金珍彪回忆，过鸭绿江后就“一路急行”，7个通宵后，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南洋里，在天寒地冻中全力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机场。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全力清扫一颗颗未爆炸弹。

　　

　　在南洋里的那段日子，令金珍彪至今记忆深刻：“35公斤重的炸弹，从空中投下来能陷入地下2米深，听着定时器咔嚓咔嚓的跳动声，我心里直发憷。”因为它们随时会爆炸。

　　

　　尽管艰险若此，但因为走上战场而摆脱了囚徒身份、甚至逃过处决的“黑脑壳”们，依然有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意识。

　　

　　金珍彪说，他从到朝鲜那一刻起，就抱定“洗罪立功，重塑人生”“有十成力气绝不只使九成”。战场危局时，他们也要拿枪压到一线。终于，在经历了大小数十场战斗后，他成了一名机枪手。

　　

　　他的老乡宋德清，是因为全家l0口人种3亩薄地，生活甚是艰难，于是和弟弟宋海桥一起入伙宋占元匪部拥枪掳掠。后来宋德清投诚后反省说：“当时为匪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有田有地，有吃有穿，谁愿意干那千人指万人咒的勾当呢？”

　　

　　宋德清尚且如此，在土匪这行远比他“职业”的向明清，更是怀着死里逃生的感恩之心走上战场。杨先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向明清在朝鲜“非常勇敢，立了战功”，复员回家后还特意来千恩万谢，称“给了重生的机会”云云。

　　

　　至于国家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该不该打、有没有意义，正如谢根生所说的“想不了那么多”，只记住“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美帝侵略朝鲜，接下来恐怕还要侵略中国”。这个此前从来没有出过湘西的少年，在期盼出人头地的同时，也因能为国征战而心神激荡许久。

　　

　　或许这正是杨先树所说的“民族感”湘西人素有为国征战不居人后的传统。如抗日战争期间，在湘西凤凰县，每一批新应征子弟出发为国征战时，家乡父老总要在城门口打出“竿军出征，中国不亡”之类的横幅送行。

　　

　　1937年11月，以湘西凤凰籍官兵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奔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靠着肉搏白刃，喋血苦战7昼夜，成功阻击了日军，而全师官兵伤亡3/4之多，以至于凤凰城中家家挂白幡出丧。

　　

　　后来被称为“巨匪”的张平，也参与了这场血战。他从沅陵招了300名壮丁，组成763团团部直属通讯连走上前线。这支部队在嘉善几乎全部牺牲，打到最后只剩张平和沅陵桐木溪的李疤子两人，同7、8个日军背靠背拼刺刀。而他们竟然一口气砍翻几个日本兵、吓跑其余，奇迹般回到了驻地。

　　

　　另类英雄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湘西这片土地上独特的群体心态，兼之过硬的军事素质，最终造就了朝鲜战场上一群勇猛无匹的另类英雄。47军一位师政委将之总结为“枪法准，能吃苦，特别能打仗”。

　　

　　然而，这群半辈子在湘西山林间打转的汉子们，此时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海量坦克、重炮、飞机，这是一场至为惨烈的碰撞。而“黑脑壳”表现之顽强、优异，同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多年以后，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将军说到动容时，忍不住泪水潸然。

　　

　　在朝鲜3年间，金珍彪、宋德清等随47军连场血战，其中最为惨烈的，或许是1953年3月的老秃山攻坚战。

　　

　　老秃山，又名上浦防东山，位于朝鲜驿谷川南，是通往汉城(今首尔)的要塞，战略位置至为险要。自1952年6月起，交战双方在朝鲜中部反复拉锯，志愿军曾先后5次攻下该高地，但均被美韩军反扑夺回。

　　

　　连场血战后，这座山上草木皆无、一片焦土，从此有了“老秃山”这个别名。1953年3月，志愿军以47军第141师423团再次攻击老秃山，宋德清、金珍彪都在这支部队中。

　　

　　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联合国军哥伦比亚营一个加强连、美7师20个排以及两个搜索班，还有一个坦克连。在正面约500米、纵深不到百米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共构筑了明暗堡195个、形成了以15、16、17号高地为支撑点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和密集火力这又将是一场恶战。

　　

　　1953年3月23日晚19时30分，4分钟炮火急袭后，志愿军发起冲击。金珍彪、宋德清所在的三连是尖刀。冲锋中，机枪手金珍彪和董明竹配合作战，齐力开火，连掏美军17个暗堡，护着旗手把红旗插上了老秃山主峰。

　　

　　但惨烈的搏杀才刚开始。联合国军全力反攻中，金珍彪和营长郝中云背靠背抱着机枪扫射，打死不少敌军，自己右腿也中了3弹。等到他从战壕爬出来时，“组长、班长，还有红旗手、弹药手都已经牺牲了”。

　　

　　刚喘口气，迎面就冲上来10多个敌人，金珍彪赶紧举起机枪胡乱扫射。但美军燃烧弹也紧接着丢过来了，阵地马上变成一片火海。金珍彪抱着机枪，就势滚下一道深沟，衣服烧没了，背部、臀部也都被烧伤了。直到天黑，浑身烧伤、血口子淌着浊黄脓水的金珍彪才被战友们发现，第三天转移到山下，抬进军用卡车送回了后方战地医院。

　　

　　金珍彪受伤脱离战场时，老秃山的战斗还在继续，打到最后只剩宋德清一个人。在他牺牲前不久，他的弟弟宋海桥也在昭阳江247号高地上战死了。战后统计，金珍彪共歼敌165人，成了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则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金珍彪之外，还有沅陵寺溪口的姜长禄，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打死敌人近2000人，自己4次负伤，荣立三等功；和金珍彪一道参加老秃山战斗的桑植县的张福祥，则战至全班最后一人，立了大功；泸溪的符胜虎也先后立大功一次，小功三次，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

　　

　　未完成的救赎

　　

　　1954年，朝鲜战场停火，此后志愿军陆续回国，活着回来的“黑脑壳”们，如孙家怀、谢根生、向明清等，大多脱下军装，作为一名普通的复员士兵，又回到了湘西老家务农。

　　

　　然而，回家后他们才发现，从军洗去“黑脑壳”烙印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无比艰难此时，民国湘西民间一度“主流、显赫”的土匪职业，早已成了神憎鬼厌的代名词。

　　

　　个中缘由，一方面是湘西土匪在被解放军追剿的后期，每天在散乱奔逃中苟活求生，所到之处“扰民甚深”，有的土匪甚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既为求生，也是崩溃前绝望情绪的疯狂宣泄，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点民间口碑，在短短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间就被他们自己毁坏殆尽了。

　　

　　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后的湘西，与整个中国一样，在完成了阶级成分划分后，所谓“阶级敌人”“被管制分子”，与新建的主流社会之间，已被一道人为的深深鸿沟隔开。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黑脑壳”，终究是极少数。

　　

　　这一点，谢根生在朝鲜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后勤兵，他多次奋不顾身跳上树杈，用高射机枪和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机对射，在手背上留下一道永久伤痕的同时，也收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同时谢根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写入党申请书，期盼提干。

　　

　　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依然是一个普通士兵，入党申请也未被获准，理由始终是“当过土匪”，在1958年，这个阶级属性更升级成了“历史反革命”。谢根生至今觉得无比委屈的是，“我其实一天土匪都没干过”。

　　

　　更让他们无奈的，是乡亲、族人们的冷漠与敌视。“复员军人”身份乃至军功章、战场伤痕，都无法洗去他们在族人心目中的“土匪”烙印。新晃土匪蒲昭义，也在战场上收获了几枚军功章，以及后脑勺一个拳头大小的凹坑，似乎是“脑壳挖去了一块”。然而他回家时，乡亲们甚至没有问起，蒲昭义头部那狰狞的凹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九死一生？于是，这原本象征着军人荣耀的伤痕，自然也没有让蒲昭义成为英雄。反而因为“卖相恐怖”，人送外号“没脑壳”，十里八乡没有姑娘肯嫁。

　　

　　在蒲昭义老家那个百余人的小苗寨中，至少还有另外3名登记在册的“黑脑壳”：蒲德美、蒲德厚，以及被人忘却姓名只剩外号的“哈喇子”。他们回家后，除了蒲德美去朝鲜前已经结婚之外，其他三人甚至连老婆都娶不到。

　　

　　无奈之下，蒲昭义娶了一位中年寡妇，蒲德厚则娶了一位前土匪头目的遗孀她同样因为身份问题不受人们待见。而那位“哈喇子”，因说话结巴兼淌口水，“阶级成分”又糟糕，便只好孤独终老了。

　　

　　1980年代，蒲昭义、“哈喇子”先后去世，两人都没有子女。至于蒲昭义那道伤疤的故事，他至死也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一段血火岁月就此永埋历史深处。

　　

　　至于金珍彪，因为功勋显赫，归国之初一度“金光闪闪”，在丹东接受了1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也刊登了他的事迹。而后，他担任广西某部三连连长，1955年l0月，他被调往桂林步校任军事教官。

　　

　　仅仅几年后，一封来自家乡的检举信，就把他重新打入了另册。这封信是家乡一位赵姓老秀才的手笔，上面写着“奉上军令，请假回乡，路过高山险地，强奸姑娘，匪性未改，攻打粮仓”云云。

　　

　　于是，校方组织全校师生举行批斗会，并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撤销正连职待遇，然后，一辆吉普车将他们夫妻送往广西石龙县武宣农场劳动。

　　

　　1962年8月，金珍彪被“精简”回乡。回到老家后，他不堪忍受乡亲的冷漠眼神，决定逃往深山密林。几年间，他住岩穴，睡茅草房，吃野菜，捉毒蛇充饥……但偶尔几次下山，还是让他的行踪被人发现了，于是数度被揪回批斗，直到有一次旧伤发作、从戏台倒栽下来。

　　

　　此后，他仍回到深山老林里，却交由几个既是他徒弟、又是基干民兵的小伙子看管。有一天，一“徒弟”一斧子猛地劈进他的背部，伤口长5寸，深至肺部，于是金珍彪又在医院里躺了8个月。

　　

　　但他的噩运依然没有结束。“文革”开始后，家乡公社革委会宣判金珍彪死刑，一同被宣判的，竟是当初那位受人指使、写信诬告他的赵秀才。不过，即将行刑时，上级领导一句话，金珍彪得以枪下留命。

　　

　　金珍彪的苦难，197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恢复了二级伤残军人的身份，但党籍户口依然都没有解决。

　　

　　1980年代，他曾带着一家人，去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三楼的抗美援朝展馆，从左手边进去，第一挺机枪就是我的”。金珍彪清楚记得他所使用的机枪规格、型号，还有枪托上摔裂的痕迹。

　　

　　老伴说，那一次，站在曾伴着自己在血火中穿行的机枪面前，金珍彪沉默良久之后，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坐在地上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