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恩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作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写检查的稿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玷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蓦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沁出，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息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走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紧蹙，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的同志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着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簌簌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传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眼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悄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已。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啕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