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恩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杨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怅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杨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吊胆。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的，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站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未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恩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未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杨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杨眉了……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息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恩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又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恩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杨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作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杨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恩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杨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恩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杨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