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空中阅兵总指挥方槐：60年前我们“带弹”飞过天安门

　　参加空中阅兵训练了20多天

　　60年前的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阅兵式，有4架飞机带弹飞过天安门。这一鲜为人知的行动，是由指挥开国大典空中阅兵的方槐将军安排、组织和实施的。本月25日，方将军在武汉家中向记者回忆了这一尘封的绝密行动始末。

　　方老今年92岁，虽耳背交流困难，但思维清晰，能将我们写在写字板上的提问一一作答。近日他还以这种方式接受过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其他媒体采访。

　　“1949年10月1日，我们空军有17架飞机参加了阅兵式，我驾驶一架通信教练机，带领一个3架飞机的小编队，参加了检阅。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因为这些飞机中有4架是带实弹飞行的，这可是我提出来的主意啊。”

　　为什么要带弹飞行？方老回答，定在下午举行庆典就是考虑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5月4日，国民党空军曾调集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北平实施空袭，采取低空进袭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工厂设备和器材损失。对刚解放的北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空军要参加阅兵式，还要随时准备拦截来犯之敌。怎么办？我向聂荣臻请示：为防止重大政治事故，保证开国大典的安全顺利进行，选定受阅飞机中有武器装备的和担任机场战斗值班的装实弹，其他飞机装哑弹。

　　我们新成立的军委航空局加紧做周密准备，具体由我起草方案。聂总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再三强调：“要绝对保证安全，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方槐将军介绍，那天参加国庆大典的有30多万人。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设想过各种可能的防备方案。比如，如果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就地卧倒。

　　“我们的空军带弹飞行，这是一个高度机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这4架带实弹的飞机，分别是两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两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驾驶它们的都是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刚刚起义过来就参加带弹飞行，这可是一着险棋呀。按照惯例，为了保证受阅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部队带弹通过检阅台。何况南苑飞行队的飞机性能并不十分稳定，大多是从国民党空军里飞过来的，飞机型号五花八门，无一不“伤痕累累”。

　　记者搜索空军论坛网上这样表述：阅兵仪式最初的设想，是让飞机在北平的上空散发传单，烘托一下庆典的气氛，没有出动飞行队参加开国阅兵的计划。直到9月22日，空军也要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计划表才正式出台。这时，距开国阅兵只有8天时间。

　　而方将军记得的是，他们从8月20日就开始组织训练，训练了20多天。“那天的大典是在下午3时开始的，我们从南苑机场起飞到东城上空集合，按照各种飞机不同的高度，一层层地集合，4点35分进入航道。通过天安门上空时，大飞机用了3分多钟，我们小飞机飞了10几分钟。”

　　“为表达全体空军指战员的心愿，经过天安门上空时，小分队统一动作，推(拉)三次机头，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人民致敬。地面数十万群众在欢呼，大家都为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而激动万分。我作为了解内情的人、带弹飞行的提议者——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

　　“阅兵之后，我还带领2架小飞机，在北京上空撒传单，并带着摄影人员在空中拍电影、拍照片。可惜的是，所拍的片子，后来放在库房里被火烧了。”

     一身飞行员装备的方槐

　　原名赖芳槐。1917年出生在江西于都银坑平安寨的一个贫苦农家。1932年2月，年仅15岁的他报名参加工农红军，历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干事、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方槐参加了新疆边防航空队附设的航空教育班。1938年4月8日，包括方槐在内的25名红军战士，第一次飞上了蓝天。

　　1949年初北平解放以后，周总理下令，调方槐到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任处长。1949年9月，党中央决定让初创的人民空军参加开国大典阅兵仪式，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方槐和他的战友从飞行员的选择、机型的组编及应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方面，都作了全面认真的研究，制定出了详尽的受阅飞行演习计划。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许，方槐、刘善本、邢海帆各率一个飞行梯队，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