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大功臣，然而功成之后，他却成了被烹的走狗。关于他被杀的原因，说法历来不同。

　　

　　有的学者认为，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杀的。早在楚汉战争最紧要关头时，韩信就逼刘邦封他为齐王，完全暴露了野心家的嘴脸，因而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夺了他的兵权，并徙封为楚王。韩信至楚，野心不死，巡行所辖县邑，出入陈列兵仗，被人告发。刘邦采用陈平的调虎离山计，以出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为名，趁韩信前来朝会之际，逮捕了他。刘邦念其大功，又赦免了他，降封淮阴侯，使居长安，韩信从此“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快快”（《史记。淮阴侯列传》）。公元前200年，他勾结握有重兵的边将陈豨，再次阴谋叛乱。公元前197年，陈豨果反于代，汉高祖亲征，韩信托病不随征，“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史记。淮阴侯列传》）。正在此时，他的阴谋再次被人告发。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清除了这个闹分裂、谋叛乱的分子。有人还认为，亡周乱秦兵革之后，汉初社会各阶级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韩信从个人恩怨出发，制造新的动乱，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所以吕后杀韩信避免了第二次楚汉战争，带有历史进步色彩。这不仅为新建的西汉王朝除掉了一大祸害，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彭卫《应当正确评价吕后》，载《人文杂志》1979年第2期）

　　

　　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韩信无意叛汉，他的被杀完全是屈杀功臣。所谓韩信密谋“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并与叛将陈豨搞里应外合，都是没有实据的。首先，告发者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个罪徒的弟弟。

　　

　　即使韩信确有密谋，也不可能让此人知道；其次，当年韩信据齐，握有重兵，有人劝他“反汉与楚（指项羽）和，三分天下王之”，韩信却认为“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乡（向）利倍（背）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尚且不反，而这时他闲居长安，既无兵柄，又无武装，怎么又要造起反来了呢？再次，韩信被捕之后，立即斩于长乐官钟室。宫中悬钟之室，岂是刑场？这实际上无异于暗杀。若谋反有据，何不昭示群臣？最后，高祖平陈，事在汉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十二月攻下东垣，而韩信“谋反”则在第二年春正月。陈豨已经兵消瓦解，而韩信又怎能“从中应之”？高祖平豨回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汉书》作“且喜且哀之”）。所喜者，畏将已除也；所哀怜者，大臣无辜就戮也。从这种心情可以看出，刘邦本人并不认为韩信真会谋反。（昭岷《谋害功臣宿将是吕后篡权叛国的既定方针》，《武汉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史继谬《论韩信之死》，载《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有人分析了汉初全部异姓诸侯王的命运，把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与韩信一样，并没谋反，也无他罪，而终为“谋反”借口被杀者，如梁王彭越、越王张敖；另一类是由于刘邦的怀疑、逼迫以致走到反叛道路的，如韩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再一类是免于杀戮的，如势力最小的吴芮。凡那些功高震主的将领，不管你反也好，不反也好，皇帝总是要找理由将他杀掉的。

　　

　　韩信就属于前者。刘邦对于韩信，既佩服他那“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才能，自称“不如”（《史记。高祖本纪》），同时又对他这种才能极不放心，因而对待韩信的政策便是：使用——限制——诛杀，即在战争中用其所长，为我效力；随着战争的渐趋结束，而逐渐限制；一旦夺取全国政权，其才不可留，杀之了事。这样，韩信当然免不了一死了。谋反云云，只不过是刘邦与吕氏在政权到手后杀戮功臣猛将的借口而已（邱鸣皋《为韩信辨诬》，载《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