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拥有广大粉丝的村上春树，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折戟而返，这似乎直接引发了一个争论：到底谁真正配得上诺奖？与任何评选别无二致，诺奖同样难达所谓的“绝对公正”：政治倾向、创作题材、时代的文学趣味、翻译传播的力度，甚或候选人的国籍种族、性别年龄……种种因素都将左右最终的结果。文学的真理并非唯一，对待诺奖过于“认真”而近乎功利，也许才是缘木求鱼。如今我们梳理诺奖百年间的20位重磅遗珠，思想的光芒终不被遮蔽。翻开书页，也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梁晓声：我们那一代人把文学当做历史阅读，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以拿破仑战争下的俄国历史为背景。我们读的不是文学，是史诗。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俄罗斯历史，许多重要社会现象和重大历史问题都在他的作品中被讨论。

　　

　　从讨论的视角上看，由于托尔斯泰出身俄国上层，所以他的作品主要描述了俄罗斯贵族的精神世界。安德烈公爵的绝望，彼埃尔的彷徨，聂赫留道夫的无聊；俄罗斯贵族们的精神衰败，贵族群体的精神没落，集体空虚，甚至绝望被展示得淋漓尽致。（来源：www.lishi54.com）

　　

　　

　　梁晓声：如果说托尔斯泰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帝国的上层，那么契诃夫呈现给读者的则是那个时代俄罗斯帝国中间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那些貌似平凡琐碎的故事，以及对那些可怜的人、可怜生活的嘲笑，恰恰反映了芸芸众生被旧制度扭曲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

　　

　　在恰到好处的笔触下，契诃夫把旧制度的保守和虚弱，整个时代的虚荣、庸俗和无聊展现给全社会，使得全社会看到自己是如何可笑而陷入自嘲。

　　

　　梁晓声：高尔基是一个矛盾的、复杂的文学家。在沙皇时代，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不同，高尔基关注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现实，把“沉默的大多数”真实展现给读者，这样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从不同的视角，全面展现了俄罗斯帝国上中下三个层面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正是由于高尔基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注，他被苏联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

　　

　　到了苏联时代，高尔基逐渐不合时宜。表面上高尔基与列宁之间有着“伟大的友谊”，实际上两人的矛盾重重。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一次争论中，列宁对高尔基说：“两个人打架时，你怎么分清哪一拳该打，哪一拳不该打？”而高尔基也曾说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终，高尔基沦为权力驯服工具，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高尔基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在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

　　

　　

　　梁晓声：我认为在海明威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的目光逐渐投射到了欧美之外的世界，比如拉美，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他们的作家不能像欧美作家一样率直表达，不得不使用很多技巧包装他的意图。我们中国作家恰恰对这种曲扭晦涩表达的方式情有独钟。我想，写作应该是一种直接表达。如果一个作家总是在有意地晦涩表达，其心态一定会遭到扭曲，最终会丧失力量。

　　

　　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最优秀的作家，至少与他同样优秀的作家、诗人还有一些，因为昆德拉离开祖国，在欧美继续写作，他能反观自己的祖国。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谈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及在这场运动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表现，昆德拉使用了一个词——媚俗。知识分子迎合民众就是媚俗吗？我很疑惑。如果这就是“媚俗”，那什么样的表现不是“媚俗”？反观昆德拉，他在“布拉格之春”中是游离的。但是，如果所有人都选择游离，那社会不是更可怕？

　　

　　无论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实际上都比不上我在青少年时期阅读那些大师的作品。在我心里，只有展现大时代、大历史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我。

　　

　　

　　陈思和：作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因为作品中描写了大量粗俗的社会现象和人性丑恶，左拉被排除在诺贝尔获奖者的行列之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左拉没有理想吗？且不说左拉在德莱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发扬了卢梭、伏尔泰的光荣传统，高举起现代知识分子的旗帜，而且正是左拉，第一次将人的生命内在的遗传因素作为制约善恶良知的超越性力量，写入了文学作品，人类的“理想”才有了新的理解和解释。当左拉引进生命遗传基因对人的命运的制约以后，关于人的解释就不同了，左拉笔下描写的人物，善良邪恶取决于生命内部的遗传基因。因此，决定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力量在于人类自己。左拉不仅开创了西方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观念，而且人类遗传基因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他的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