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名称：大汶口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9年发现并发掘

　　

　　距今历史：4600-6100年前后

　　

　　考古地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否定了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学术界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二元对立学说，使对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已经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其陶器文化十分发达，为龙山文化的前身。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将龙山文化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考古发现过程

　　

　　大汶口的发现十分偶然，当时的考古界并没有把山东地区作为考古发掘的重点对象，而把目光聚集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可1959年的发现，把一个名叫大汶口的文明突然呈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

　　

　　那是5月的一天，铁道部门在修筑京沪铁路时，在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发现了很多陶器碎片，看上去年代十分久远。铁道部门虽然不清楚这些碎片是不是文物，却也不敢耽搁，立刻把情况报告给文物部门。很快，山东省文管处的考古学家们赶到了，并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和考察，认定大汶口是新石器时代遗迹，并立刻决定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经过磋商，山东省文管处制订出了详细的发掘方案，正式的发掘工作于同年6月开始了。首掘地点选在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西，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处遗址内涵非常丰富，有墓葬群、房址、窑址等，同时还发现有氏族社会的公共墓地。这次发掘共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清理墓葬133座，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晚期。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悬殊，其中一座大墓的女性墓主全身都挂满了装饰品。她头上有象牙梳，手上有指环，左腕戴着一只玉臂环，颈部戴着大理石和松绿石串起的装饰品。此外，还有大量的随葬陶器、雕花象牙筒、猪头骨等。相比之下小墓的随葬品极少，有的只有一件獐牙，或有一个纺轮、一把蚌镰、一件陶鼎等。

　　

　　考古发现，大汶口人喜欢用猪头骨或下颚骨陪葬，以此作为死者生前的财产的象征。清理的大墓中，多者用六十多个，少的只用一、二个。

　　

　　1974年和1978年，在汶河北岸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墓葬56座、房址14座、灰坑120余个，发掘出了不少的陶、石、骨、牙、蚌等质料精美的随葬器皿。主要遗存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早、中期。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发掘，目前已经初步确定了大汶口遗址的范围。遗址东起宁阳县的堡头村，西南部为汶河所淹没，西北至汶河北岸卫家庄村南，东北角靠近大汶口镇，现存面积82.5万平方米。大汶河自东向西，把遗迹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三次发掘证明，大汶口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距今4600年至64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以翔实资料揭示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产生的全过程。www.lishi54.com

　　

　　通过对这些墓葬群的发掘和出土的大量随葬品的研究论证，文物、考古工作专家认为，大汶口遗址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点，随之将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大约从80年代初到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进一步增多，研究工作也稳步向纵深发展。此后，相继在古黄河三角洲广阔的地域内发现同一类型的遗迹两百多处，包括山东省的兖州王因、邹县野县、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等。另外，在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也相继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均以大汶口文化遗迹命名，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广阔，影响也十分深远。在这些新发现的遗址当中，经过发掘的也有50多处。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证明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大汶口不仅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考古学家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有造型美观的陶器，如背壶、镂孔豆、高柄杯、彩陶豆，还有大量磨制精细的石器，出土的大型墓葬、房址等遗存也同样展示了大汶口时期灿烂的建筑文明。

　　

　　大汶口的陶器是最负盛名的，以手制为主，个别的利用慢轮，对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进行修整，所以制作器物不够规整。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器型以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为主。大汶口的陶器精品要属1974年出土的八角纹彩陶豆。八角纹彩陶豆为泥质红陶，微敛口，腹部微鼓，口沿和底部均为白衣，上面绘着竖线纹和圆弧纹，图案设计简洁新颖，彩绘线条刚劲流畅，装饰色彩鲜明绚丽，风格独特。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八角星纹陶豆，陶器表面用白彩画了4个对称的八角星纹，表示四面八方，天地通泰。八角形含有天地无边的概念，表现出先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天地自然的敬仰。大汶口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有这种八角星纹图案，是大汶口陶器的明显特点。

　　

　　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较为发达。与仰韶文化不同的是，大汶口出土的彩陶不以黑红二色为主，有黑、赭、红、白等多种颜色，纹样的种类也很丰富，多用波折纹、方格纹，稍后出现红色圆点彩绘。大汶口彩陶的图案布局合理、线条流畅，据推断应是专门的陶器制作部门生产的。

　　

　　黑陶、灰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陶器精品，由于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烧成温度和烧成环境都得到了改善，这时期陶器以大镂孔花纹陶器为精品。这一时期开始使用慢轮制陶，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升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出土的典型器物有篮纹鼎、袋足、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大汶口中期的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并开始流行螺旋纹。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白陶是最为惹人注意的，它是大汶口陶器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白陶是大汶口人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高岭土烧制成的，用这种材料可以烧成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统称为白陶。白陶的烧制温度需要达到1200℃以上，烧成的器物轻薄而坚硬。这种陶窑的结构合理，一直为后人延续采用，龙山文化闻名遐迩的蛋壳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大汶口遗址还出土了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

　　

　　大汶口出土的石器不多，石器通体光滑，有角有棱，刀口锋利，大多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在大汶口出土的工具中，甚至出现了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

　　

　　大汶口的骨器也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了不少精致骨雕品，一般以表面雕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到了中晚期，镶嵌工艺、透雕技术还有剔地手法都相继成熟起来。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精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精品。

　　

　　大汶口人生活复原图

　　

　　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泰山南麓大汶河两岸定居，大汶河横贯东西，良好的农业环境使大汶口人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农业是大汶口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在这漫长的1500年里，农业生产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起初，大汶口人的农具类型十分简单，只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铲。可随着耕作实践的增长，农具数量、种类都开始增加，制作较为精致，石器多经磨光，刃部锋利，有的还穿孔，用肩的工具开始流行，这是为绑缚于木柄上，提高生产效率。

　　

　　大汶口人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这是黄河流域被普遍栽培种植的一种谷物。由于自然环境优越，粮食产量很高，当时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这就助长了大汶口人饮酒的习气。在大汶口时期的45座墓葬中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这是一种饮酒器，它在所有遗物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以上，尚酒风俗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大汶口剩余粮食的丰富和农业生产的发达。

　　

　　大汶口的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其中以制陶业为代表，早期的大汶口人还是手工制作陶器，陶器种类也不多，造型简单。到了中期，大汶口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轮制技术，采用轮制技术烧出的陶器多为灰白色的陶器。晚期的大汶口人已经会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

　　

　　快轮的发明是大汶口人智慧的结晶，快轮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要由一人转动轮盘，并使其急速旋转，另一人则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

　　

　　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这时的大汶口人已经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

　　

　　大汶口的手工业发展迅速，除制陶业外，制石制玉业、制骨制牙业、建筑、纺织和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十分发达，并且出现了社会分工。大汶口文化中的男女分工已经十分明确，这从男女两性的墓葬中使用不同的随葬器物表现出来的。男性墓中多数随葬石斧、石凿等生产工具和石钺一类的武器，而纺轮这一类纺织工具只有在女性墓中才被发现。并且男尊女卑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大量出土猪下颌骨的一般都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几乎没有如此奢侈的葬俗，男性墓内的随葬品整体上要比女性的高级一些。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也日益频繁。制陶业的发展，表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制陶技术的提高，陶器的规格形态都进一步固定，生产效率也大大进步。例如，在大汶口墓葬中出土过大量的“明器”，这种器物没有实用功能，制作粗糙，但所出土的“明器”个体大小相仿，形制完全一致，应该是在专门的生产单位生产出来的。

　　

　　晚期在山东东南地区十分盛行的黑陶高柄杯，在当地的墓葬中成排放置，往往一座墓中放置二三十个，而在其他地区却只有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一两个。这似可说明，当时这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主要在山东东部生产，但产品的流通则十分广阔，遍布整个山东半岛。

　　

　　大汶口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种类有猪、狗、牛、羊、鸡等。猪是大汶口文化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大汶口人对猪的偏爱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以猪随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三分之一的大汶口人都用猪随葬，随葬方式一般是用猪的下颌或是猪头来作为猪的代表，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个墓随葬猪头达到了14个；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个墓随葬猪下颌骨达到37个。通过与其他随葬器物的组合比较，可以发现，随葬猪骨的数量和其他遗物的数量、质量成正比。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汶口人已经进入划分阶层的社会，贫富分化正在逐步的加重。

　　

　　渔业在大汶口人看来是农业、家畜饲养业的有益补充。捕捞对象主要是鱼类和蚌、贝类。在沿海和沿湖地区，渔猎生产活动是以捕捞为主和狩猎为辅。当时的大汶口人制作了各种骨质的鱼镖、鱼钩以及陶网坠等，大汶口人不仅捕鱼捞虾，也能捕猎大型的水生动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就是证明。

　　

　　大汶口人早期的房子还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个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础上再建一部分墙。整个村落有规划，房子之间排列有序，大汶口人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建筑设计和技术水准。后来，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也出现了地面建筑。开始出现挖墙基槽，在槽内栽埋木柱的建筑方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3件陶质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门，三面有窗，攒尖式的屋顶。这就为复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样式提供了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的房址仍以半穴式建筑为主，地面式建筑较少，但房址平面以正方形或长方形居多，出现多间相连的平房，圆形房屋依然存在。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象符号。这些符号一般都刻在陶质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于缸的口部，也有的刻于靠近缸底的腹部。这种个体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出土，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礼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符号都是单个出现的，出现频率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学家释为“旦”的太阳和山字形图案组成的符号，很多符号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所在，在长江下游以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有零星发现。由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专家们都认为这类“早期文字符号”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创造使用，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到其他地区的。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单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现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从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逐渐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则渐衰至无。棺椁一类的葬具也逐渐增多，墓葬的等级差异逐渐显着。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称为“龟甲器”的特殊器物，这种器物将龟腹甲相组合，内部有数量不一的小石子。对这类器物的功能，研究者们有很多的推测：有的称其为“响器”，即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手中所持的法器，随巫术舞蹈摇动而发出声响来配合施法；也有的认为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据摇动后小石子的数量来判定是非、预知未来。尽管我们无法获知这类龟甲器的真实功用，但对龟甲的特殊认识以及相随出土的鳄鱼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当时活跃的巫师活动。

　　

　　大汶口文化遗址现状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77年，山东省政府公布大汶口文化遗址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开发和向世人展示大汶口文化，1993年，卫驾庄70多岁的老人卢继超联合当地17位村民，筹集资金达64万余元，筹建了一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展馆很小，却填补了遗址开发的空白。他们把从民间收集来的大汶口出土的大量石器、陶瓷、陶片等加以鉴别、整理，重新陈列布展，丰富、充实、完善了博物馆。

　　

　　1994年，大汶口镇政府投资13万元，兴建了一处1300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和原始部落风貌；1998年，镇政府又投资60万元建起大汶口陶艺研究中心，生产的仿古陶器畅销全国。该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3万人次，年均利税12万元，促进了大汶口文化和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的保护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安市政府出台了《泰安市大汶口镇总体规划》，将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区分为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三部分。其中重点保护区以保护单位标志碑为基点，总面积约达83万平方米，在重点保护区不准进行其他工程建设及深挖。一般保护区从重点保护区的外缘线外扩170米，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不得拆除、改建或迁移地上文物。如因建设特殊需要，必须按法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建设控制地带从一般保护区的外缘线各外扩100米的范围内，在这一范围内不准修建两层以上的建筑物，不准深挖2米以下。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目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已经日趋法制化、完善化。

　　

　　大汶口人追求的“时尚美”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骨没有门齿或侧门齿。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大汶口人是在成年后拔除门齿，并非死后才被拔掉。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没有门牙是一件很丑的事情，而大汶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他们带动的这种风俗甚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高僧传》中都曾记载北朝时有一个叫“习凿齿”的人，与名僧道安有过“普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的精彩应对，可见“凿齿”之风多么盛行。

　　

　　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很多人骨都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压迫头部的结果，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由此也能想像大汶口人以“扁脑袋”为美的奇异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