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昚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已经在皇宫里苦熬了30年。

　　

　　时隔多年以后，宋孝宗赵昚都会清晰地想起他第一次进皇宫的情形。那时候，他才6岁。当他被父亲牵着手，慢慢的走进森严壮观的皇宫时，心里涌上的，除了恐惧，就是孤独。那么多那么高大的房子，不管是谁走进去，也会像一滴水溶进海洋、一片树叶飘入森林一样，无影无踪。

　　

　　过了几天，赵昚就与另外一个胖胖的小孩子一起，忐忑不安地站在一个瘦削、目光锐利的伯伯面前。伯伯衣着华丽，沉默寡言，他的目光在两个孩子身上瞟来瞟去，像是一头狮子在两只绵羊面前挑选晚餐。晚餐嘛，当然是越肥越好，这位伯伯对胖小孩露出了和蔼的微笑。就在这时候，斜刺里跑来一只猫，胖小孩伸出脚去踢它——这一脚便把皇帝位置踢走了。

　　

　　伯伯叹了一口气，摸摸小赵昚的脑袋瓜子，对旁边的人说：“就是他了。”

　　

　　这个瘦削的中年男人，就是在长期的逃跑生涯里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宋高宗。

　　

　　从此赵昚就开始了漫长的皇宫生活。

　　

　　宋高宗虽然选定了赵昚为自己的接班人，但一直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从内心讲，宋高宗还想挣扎一下，给自己鼓捣一个龙种。在宋朝，没有人工受精这一说法，因此宋高宗就得完全靠自己折腾，求医问药，不在话下。另外，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不喜欢赵昚，她中意的是另一位候选人：赵琢。

　　

　　天姿聪明的赵昚决定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挣工分了。多年的皇宫生活，让他逐渐熟悉政治生活的套路。他敏锐的发现，晚年的宋高宗与秦桧之间出现了不和谐调子，于是，他义无反顾的站在了宋高宗这一边。后来，秦桧病重，赵昚及时得到了消息，通知了宋高宗；宋高宗亲自去相府探视，粉碎了秦桧和他的余党准备让秦桧儿子当宰相的企图。

　　

　　这是赵昚在政坛第一次亮相。

　　

　　49的宋高宗无法再折腾下去了，于是，立储的问题也摆上了议事日程。此刻韦太后已死，凡事都得他来抓主意。宋高宗打算对两个候选人进行一番考核，从而为南宋王朝选出一个合格的老大。以什么为标准考核呢？宋高宗苦苦思量，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害得整个国家都受到了牵累，因此未来的接班人一定不能步自己后尘，于是他决定用美色考验两个候选人。

　　

　　宋高宗在宫中选了20名宫女，分别送到两个候选人宿舍。赵昚当时已经快到30岁了，正是当打之年，有美女投怀送抱，那自然不能白白浪费——好在他的老师史浩提醒了他，让他好好对待这些宫女。

　　

　　过了一些日子，宋高宗召回20名宫女，一番体检之后他发现，赵昚同学是完璧归赵；而赵琢同学则毫不客气的将那10朵花儿尽数采摘。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1160年，宋高宗正式将赵昚立为太子。1163年，在主战派军民的压力之下，宋高宗把皇位禅让给赵昚，是为宋孝宗。在禅位仪式上，宋高宗说了一句出自内心的自我评价：“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可谓一生的总结。

　　

　　宋孝宗一上任就表现出与宋高宗不一样的地方。他恢复了主战派胡铨的官职，为抗金英雄岳飞平反，追封岳飞为鄂国公，谥号为“武穆”，在西湖边建立岳坟，供后人缅怀。他还削去秦桧的官号，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他重用主战派，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积极备战。这些措施在当时大快了人心，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但是，作为一个皇帝，宋孝宗身处的情况比较窘迫。当他想在政治舞台上来个大鹏展翅的时候，却发现太上皇宋高宗有意无意的按住了他的手脚，使他腾挪不得。比如，1165年，金国派使臣进京入见。双方在递交国书的仪式上发生了争执。金国使臣要按绍兴和议的礼仪，由宋朝皇帝在殿上亲自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而宋孝宗认为金朝南侵，两国为敌对国家，应由大臣转呈金朝的国书。双方僵持住了。这时太上皇宋高宗发下来话，让宋孝宗遵守和议。因此宋孝宗不得不屈辱的从金朝使者手里接过国书。

　　

　　宋高宗一度非常坦白地告诉宋孝宗：“你等我死后再搞那些事儿吧。”这让宋孝宗很是不爽却又无可奈何。此是后事，按住不表。单说宋孝宗甫一登基，就采纳宰相张浚的建议，积极筹划北伐的事情。

　　

　　按照惯例，只要有人提出北伐，就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而且这反对的人来头不小：宋孝宗的老师，兼右相史浩。他反对的依据其实也有道理：北伐的各种准备工作还没有到位。窃以为，在大一统时代，能够在朝廷里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实在是皇帝的福音。古人老早就说了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过，为了这一天宋孝宗已经等待得太久了，他几乎迫不及待的想挥师北上，一雪靖康之耻。而张浚同志也是相同的心思：建功立业。于是乎，他俩为着同一个目标走到一块儿来了。

　　

　　在宋朝，调动军队是需要履行一定的手续，通过三省和枢密院来完成。而三省和枢密院基本上都由主和派把持着。为了达到迅速出兵的目的，张浚在经过宋孝宗同意之后，绕过三省和枢密院，直接向李显忠等将领下达了北伐的命令，发动了抗金战争。

　　

　　史浩知道此事后，以自己作为右相，居然被排斥在国家大事之外为由，辞去了右相职位。

　　

　　战争伊始，进展比较顺利。金国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贯软弱无能的南宋政权居然会主动向自己进攻。他们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北伐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李显忠率领攻打灵壁，一路由大将邵宏渊率领攻打虹具。李显忠是陕西人，一家200余口尽被金兵杀害，因此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很快就攻克了灵壁。另外一路久攻虹具不下，最后还是李显忠派灵壁降兵前去劝降，虹具守将才放弃抵抗。

　　

　　邵宏渊这人心胸狭窄，嫉妒李显忠的才能，因此在军事行动上不配合李显忠。李显忠请邵宏渊乘胜进攻宿州，但邵宏渊却不予理睬。李显忠只得独自率部行动，经过激烈战斗，攻下了宿州。宿州是军事重镇。宋孝宗闻讯后那是相当高兴，写了一封亲笔信嘉奖将士，“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嘉奖使得李显忠与邵宏渊之间的矛盾更深了。

　　

　　在经过最初的溃败之后，金兵开始展开反扑。李显忠奋勇抵抗的时候，邵宏渊不但不救援，反而站在城墙上说风凉话：“这大热天的，摇扇子也不凉快，打什么仗嘛。”

　　

　　可想而知，孤军作战的李显忠抵抗多时后，独木难支，最终全线溃败。宿州古称符离，因此这一事件也称为符离之溃。

　　

　　虽然宋军在符离之溃中没有受到实质性打击，但这给了踌躇满志的宋孝宗沉重一击。他也逐渐意识到，恢复大业并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完成的，就倾向了主战派，他重新任用了秦桧余党汤思退，并将主战的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先后赶出朝廷。不过，他还是对主战派留有余地。张浚因战败请辞，宋孝宗好言劝告，象征性地降为江淮宣抚使，部署两淮防线；不久又恢复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

　　

　　不打仗了，大家就坐到谈判桌上来。

　　

　　金国开出了价码：宋帝与金帝改为叔侄关系，宋朝归还在战争中占领的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的金人，补纳绍兴末年以来的岁币。

　　

　　金国以为像以前那样，只要自己开出价码，宋朝就只有乖乖的接受，但这回他们遇到了宋孝宗——一个欲有所作为的皇帝。宋孝宗说：不。

　　

　　说“不”是需要底气的。宋孝宗召回张浚为右相，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一决雌雄。

　　

　　张浚招徕山东淮北的忠义之士万余人，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江淮战舰，随时奉命待发。无奈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污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再加上太上皇宋高宗插了一腿，让宋孝宗不要“折腾”。在种种压力之下，宋孝宗屈服了，将张浚罢免。

　　

　　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留下遗嘱，“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之下足矣。”

　　

　　谈判继续进行。几番艰辛的拉锯战之后，1164年，“隆兴和议”签字生效。具体条款是：

　　

　　1、宋帝称金帝为叔父；

　　

　　2、国交平等，改诏表为国书；

　　

　　3、改岁贡为岁币，银绢各减5万；

　　

　　4、疆界如绍兴之旧，宋归还所取商秦二州。

　　

　　与绍兴和议相比，双方都进行了适度的退步。在金国那边，是因为国内政局不稳；在南宋这边，是军事实力实在太差，打不过人家。绍兴和议之后，两国进入了40年的和平时期，直到开禧北伐。在这40年里，两国都开足马力，发展生产，因此社会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宋孝宗还是对恢复大业念念不忘。他一边搞建设，一边搞军备。他也知道，金国是靠不住的，只要他们一恢复元气，随时都有撕毁条约，举国南侵的可能。是以，他任用主战派代表虞允文为相。

　　

　　虞允文曾经组织指挥过采石大捷，宋孝宗对之寄予了很大希望。这年9月，宋孝宗派虞允文到四川任宣抚使，希望他日后能在四川率先出兵。他对虞允文说：“丙午（即靖康）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他甚至与虞允文相约，一起发兵攻打金国。虞允文临行前，宋孝宗握住他的手，说：“爱卿啊，如果你出兵了，我没出兵，是我辜负你；如果我出兵了你没出兵，是你辜负我。”

　　

　　虞允文走后，宋孝宗天天等候他出兵的消息。可虞允文到四川快一年了，都没有向他报告出兵的计划。宋孝宗等不及了，一封又一封加急电报发过去，催促他出兵。而虞允文的回答都是：还没准备好，不能出兵。宋孝宗很生气，派人拿着自己亲笔写的信去催促虞允文。这一回，派去的人赶到四川，却发现虞允文已经因为劳累过度病逝了。

　　

　　宋孝宗的计划又泡汤了。

　　

　　学界有一种说法：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这说法是比较公允的。宋高宗空有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却尽做些自毁长城的事情；到了宋孝宗时代，老大挺能干，手下却多是胸怀大志，却碌碌无为之士。比如张浚，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主战派，但能力实在有限。虞允文的情况也差不多。对国家忠心耿耿，却并不是一个栋梁之才，难以承担中流砥柱的重任。或者，这就是宋孝宗不得不面临的窘境吧。

　　

　　虞允文事件又给了宋孝宗沉重一击。他也由此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从此再也不提北伐之事，一心一意抓国内建设，增强国力，为下一届政府北伐打好人力、物力基础。

　　

　　宋孝宗恢复了开国以来言论自由的传统，鼓励大臣们存在不同意见，互相争论。这使得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都比较清明。

　　

　　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宋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有一次，诗人范成大向他介绍了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宋孝宗让人先在皇宫的后花园里试种，发现确实穗实饱满，就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宋孝宗不但在执政能力上远胜宋高宗，在个人操守上也比他强很多。他崇尚节俭，经常穿旧衣服上班。他也不爱大兴土木。在他的治下，南宋出现了“乾淳之治”的小康社会。国库充盈，据说连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

　　

　　宋孝宗本人没有太大的权力欲望。宋高宗死后不久，他就禅让给三子赵惇。说来还有点意思。因为当时金国也换庄，轮到20几岁的金章宗做老大了。按照“隆兴和议”规定，60多岁的宋孝宗要在国书里称呼金章宗为“叔叔”，这对自尊心极强的宋孝宗来说，是绝不能忍受的。

　　

　　宋孝宗执政的大部分年头都有一个宋高宗压在头上，怎一个“囧”字了得？不过，他又是南宋最有能力、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怎一个“强”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