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终于当上了皇帝，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兴文字狱。 严政雍正当上皇帝几年之内，就将皇权归于一身，不容外戚勋臣染指，加上密折制度使他在管理臣民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一扫康熙皇帝时的“宽仁”政治，而是实行自己的“严猛”统治。

    对于雍正的严猛，有他本人的话为证。雍正在批奏折时写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合。”虽然他也讲了“宽”，但归根结底是要“严”。雍正即位之初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就是他君权至上思想的表露，这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而制造文字狱则是他对反对派极端报复的首选手段。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授书案，最终导致了耸人听闻的吕留良文字狱。

    案发曾静，湖南秀才，经过仔细地思考，他觉得汉人出身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封疆大吏，认为借岳钟琪的势力反清是一件有可能的事。于是，曾静派张熙前去投书岳钟琪，而岳当时被朝臣同僚所诽谤，心中惶惧不安，正愁没有向雍正表明忠心的机会，便马上上奏雍正，同时对张熙动刑拷问。张熙则是“拷打昏厥，坚不吐口”，岳钟琪于是改变对策，礼待张熙，表示自己愿意与他联合反清。张熙信以为真，供出实情。

    由此为线，雍正得知曾静等人为他定的十大罪状，即“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盛怒中的雍正沉住气，极力安抚岳钟琪。同时派刑部侍郎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审理曾静一案。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来源于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观点，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这件案子上了。

    这案中涉及的人牵一挂五，拉三携四，他们的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牵涉的地域之广也无它可比。而雍正的大臣们认为“若非由内及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天下之言论为可信?”他们认为这些民间的传说来自官场，其本源必定在宫廷大内——就是雍正的对立面。结果是什么人都受到怀疑，就连流放的犯人也成了传播这些隐秘的嫌疑犯。由于曾静特别推崇吕留良，而吕留良是顺治十年即１６５３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即１６６６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

    第二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因此名气很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因为吕留良这个坚定的立场，又因为他的理学家声望，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大有“穷穷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者甚众”之势。 一个早就作古的顽固文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由不得雍正用猛刑对待吕留良一案。

    雍正八年即１７３０年十二月刑部提出结案的议文，雍正将此议文交给各个省讨论，并下令焚尽吕留良的所有著书。雍正又命大学士米轼等人批驳吕留良的著书讲义、语录。 猛刑雍正十年，这个案子才正式定案，判决将吕留良及其儿子、当时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吕留良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而将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斩首示众；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遣送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戍边士兵为奴，女的为军妓，男的为杂役。案中被牵连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人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为吕留良著作刻书印刷的人车鼎臣、车鼎贲，以及于吕留良交往人的，收藏吕留良书籍的人，均被处死。吕的门人有的被革去举人、监生、秀才功名的，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吕留良学生的学生，吕留良的同乡也丢官的丢官，丧命的丧命。当时引发此案的曾静，张熙二人一直在家候旨，还幻想着为雍正洗清罪名，被雍正重用，哪里想到雍正想都不想，便杀了这两个人。

    莫谈国事由此开始文字狱一起接一起，许多人家的家规，只要有清、满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状。朝廷官员之间更是相互蓄积陷害、报复。父亲一句诗招来“戮尸枭示”的大祸，子女被流放边疆的事屡屡发生。刑部尚书的儿子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还有的拍马屁没拍到点上，反而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批曾静，赞雍正，不想被雍正误会了，而被说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