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事佛的“皇帝菩萨”

　　

　　“皇帝菩萨”是梁朝百姓送给梁武帝萧衍的称号，当然，其中不乏嘲讽之意。首先，他贵为天子，却整日不理朝政，以“菩萨”自居，甚为荒唐。退一步讲，既然已经受戒，就应该让出皇位，不理红尘俗事才是，可他却霸占帝位五十多年，所以也算不得真正虔诚。

　　

　　关于梁武帝皈依佛教的时间，据《南史·梁本纪》记载，应该是天监十八年（519）。梁武帝登基之前，就和当时一位有名的道士陶弘景关系很好，所以最初他应该是信仰道教才是。可是他为什么突然“舍道事佛”呢？目前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梁武帝信佛最初目的应该是利用佛教来教化民众，巩固自己的统治。

　　

　　利用宗教的力量来维护君权的皇帝不只梁武帝一人。可是像梁武帝态度这么虔诚的皇帝却甚为罕见。众所周知，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此后几百年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汉化过程，才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梁武帝的功劳。

　　

　　天监十八年，梁武帝“受菩萨戒”，自此之后，对于佛教的信仰愈发坚定，对于佛法的弘扬愈发投入，逐渐走上了佞佛亡国的不归路。据史书记载，梁武帝为了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整日潜心研读佛经。一有心得便召开佛经读书会，和高僧们一起切磋谈玄，直说得舌灿莲花，欲罢不能。而且他不满足于设坛讲经，而是极具创作热情，自己亲手撰写了长达五十卷的《大品经注》，可谓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这样一来，梁武帝根本就无暇管理朝政，也渐渐对那些案牍劳形之事厌烦起来。好在皇帝身边总有一个智囊团替他操持国务，使他可以脱身投入私人的爱好之中。可是，这样做的弊端就是使得大权旁落，此时智囊团的素质和职业道德就成为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决定因素。很不幸的是，梁武帝手下的智囊团已经是一批贪污腐败的奸佞小人，所以梁朝的国运日渐衰微。

　　

　　除了谈玄论道，钻研佛教义理之外，梁武帝还在生活中严格恪守佛教教规。比如坚决不吃肉，不近女色。莫说皇帝，对于普通善男信女来说，这一点也很难做到。所以广大信徒常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以此为自己寻找一个摆脱教规束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从这一点的对比中，我们足以看到梁武帝以身事佛的决心和意志。梁武帝不但自己恪守清规戒律，也希望能够推己及人，为大臣们树立一个简朴节制的好榜样。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梁武帝的生活模式很难得到贵族的认可。所以，虽说长期的素食主义和禁欲主义给他带来了长寿和健康，却难以改变当朝沿袭已久的浮华奢靡风气。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出了梁朝佛教立寺造像的蔚然盛况。立寺造像是每个诚心向佛之人的夙愿，只不过普通百姓在经济上很难担负得起，只能以微薄的善款略表心意。而对于手握天下财政大权的梁武帝来说，钱不是问题，国库里有的是。梁武帝对自己的生活支出尽量俭省，可是立寺造像却挥金如土，毫不手软。据《释迦方志》记载，从普通三年（522）到梁亡这二十多年间，建康城的佛寺净增二百余所，这一兴建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佛寺的兴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而朝廷通过各种苛捐杂税把财政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百姓不堪盘剥，怨声载道。寺院建成之后必然要豢养大批僧尼，进一步侵夺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寺院经济膨胀，而国家财力衰减，这无疑严重动摇了梁朝的根本，加速了梁朝的衰落。天监初年励精图治辛苦建立的欣欣向荣之气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日趋混乱的朝纲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而此时忙于事佛的皇帝菩萨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亡国的危机正步步逼近。

　　

　　范缜与《神灭论》

　　

　　范缜出身寒微但聪颖好学，精通经术，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右丞等。当时，梁武帝萧衍和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朝野风靡。范缜心怀忧虑，苦苦思索人的生死因果，写出了一篇无神论名着《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主张，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说。在《神灭论》中，范缜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阐释人的肉体同精神的关系就好比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是一种客观的物质，锋利只是刀刃的作用，离开了刀刃就无所谓锋利。《神灭论》一出，朝野震动。梁武帝非常恼火，不但组织文人墨客写文章批驳范缜的《神灭论》，还下敕令将范缜的学说定性为“异端邪说”，并将范缜流放。但历史最终以事实见证了这场论证的真正胜利者，范缜及其《神灭论》的光辉一直闪耀在中国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