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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道天机——《明夷待访录》(2)

时间:2010-10-20 责任编辑:中华历史故事网 点击:

  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并不是一个人就能治理好的,必须进行合理分工而治之。所以作臣民的,是为天下工作,而不是为君主一人,不是为了君主这一姓之家。人们出来做官,应该为人民办事,不应该专为君主一家服务。

  他严格区分了“臣”与“仆妾”。“臣”应该“以天下为事”,而“君之仆妾”,则仅仅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臣”应该是“师友”,不应该看作君主私人的奴仆。他指出,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治天下好比拉大木头,前边的人和后边的人,呼喝相应。基于此,他提出君臣名异实同的观点。他说:“岂知臣与君,名异而实同耶?”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尊君卑臣的观点,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他又指出,为臣的人应该努力追求“天下之治”,所谓“治”

  应该是人民的安乐。这是因为天下的治乱,不取决于一人一姓的兴亡,而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忧乐。人民生活安乐是治,人民生活愁苦是乱;而朝代的兴亡不是治乱的关键。一个朝代的兴未必是治,一个朝代的亡未必是乱。他论证说,商纣王灭亡,人民生活安乐了;秦国兴起,蒙古族兴起,人民生活更愁苦了。他完全从“万民”的生活来解释治乱的意义,把一姓之兴亡看作不重要的事情。他对臣民“杀其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观念更是嗤之以鼻。臣不是为君主而设的,所以不必为君死,臣应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这才伟大,死的有价值。

  黄宗羲关于君臣君民的学说,打破了“君为臣纲”的传统思想,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具有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天下之法与“学校”议会为了削弱和限制君主专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很多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法治,反对人治。他区分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他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而设的,是为天下人民的生养教化而设立的,目的在于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问题,“未尝为一己而立也”。

  而“三代以下”,即在封建专制时代,“朕即国家”,根本无法可言,即使有法律条文,也不过是君主为“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本来,法是用来协调公共利益的,今君主一人任意为法,就是“非法之法”。制定这种法,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私家政权,为了独占一切利益。利益不想遗给百姓,好处必定供奉给君主。于是这种法不得不设得很细密,而法律越细密流弊也就生出来了。

  这种法是有害于人民的。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应制定“天下之法”,依法治国,“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须有正当的法制,然后依法办事,才能办出成绩。如果法制不合理,即使有“能治之人”,也受法的牵制,为避免嫌疑而左顾右盼,只能在法允许的范围内办事,不可能有特殊的作为。这就是说改革法制是必要的。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法制,社会的情况是无从好转的,种种的黑暗和弊端也就越来越严重。所以黄宗羲大胆质问:难道天地这样大,在亿万人民中,独自厚爱一人一姓吗?这在当时的社会里,确实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惊骇之声。

  黄宗羲又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他认为,应该扩大学校的职能,使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出于学校。他主张必须使治理天下的一切工具都出自学校,这样设立学校的意义才开始完备。学校应该是决定“是非”的最高机关。天子认为是的不一定是,天子认为非的不一定非。这样,天子就不敢自以为是非,而由学校判断决定其是非。皇帝应该听从学校的公议,政治上决定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归于学校。他引证说,东汉太学生的“危言深论”,北宋太学生的主持公议,都是正当的。假如当时的朝廷以学校的是非为是非,国家就可以保持平安了。

  “学官”,即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应由政府任命,应由公众推举。各地方郡县也要设立学官,都由“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首都太学的校长,更须由大儒担任。规定最高学府中的长官祭酒,其重要程度与宰相相等,或者宰相还不如他重要。祭酒应该是皇帝的师傅,他可以当面指责朝政得失,“政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各地方郡县的学官,对地方官同样有评议监督之权。

  黄宗羲所谓的学校,有议政的权力,有监督的作用,培养舆论,决定是非,监督政府,进退官吏,这可以说是各阶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机构。这里所谓的学校,从议政的功能来讲,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议会,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议会。《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扩大学校职能的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议会的设想。当然,这些设想和主张,在其所处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妙理想而已。虽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能在当时否定封建专制独裁,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对“戊戌变法”影响最早最深的书黄宗羲的这些构图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和愤懑,还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且有着对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向往和猜测。虽然他还保留了君主,但其权力已转到内阁“政事堂”和“学校”(议会)了;虽然他设想的这些内容还很模糊,但它毕竟属于尚在萌芽状态中的市民阶级的幼稚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起点,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钳制下闪出的一道异彩。这种以人类自私自利为基础和强调立法的思想,是多少闪现了后来资产阶级所力争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比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近一个世纪。尽管没有《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思想深度和细密的理论,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杰出的思想家,在世界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绝不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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