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化，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一举推翻了明王朝。这时原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统治者与明朝的官僚地主相勾结，乘机进入山海关，后来逐渐统一了全中国。

　　清兵入关，使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民族矛盾比较突出了。各种势力都组织起来进行抗清斗争。当时，许多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投入了武装抗清斗争。在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改变了斗争方式，加强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明代政权的覆亡，汉族主权的丧失，给了他们莫大的刺激。他们要追问汉族主权丧失的原因，要清算过去的政治制度的弊端，于是提出了对专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批判。

　　正是在这种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出现了黄宗羲的具有浓郁民主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的名著——《明夷待访录》。

　　君主乃“天下之大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是当时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年轻时参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复社”。后来明亡，清军进逼江南，他倾家产筹集资金，在他的家乡组成抗清的武装组织“黄氏世忠营”。失败后，他被清军悬赏通缉。追缉、饥饿、奸细告发，“濒于十死”，但他绝不屈服。待清王朝统一全国后，他隐居乡间，从事著述，直到老年去世，终生不事清。

　　武装抗清失败后，黄宗羲毅然开始“毕力于著述”，从事文化思想的建树。

　　亲身经历“社稷沦亡，天下陆沉”的沉痛历史教训，目睹明末皇帝的昏庸腐朽、宦官阉党渎法弄权，满洲贵族的横虐残暴，他痛定思痛，深感封建君主专制不仅是明亡的直接原因，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障碍。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总结中，他于1683年写下了最有代表性的不朽之作《明夷待访录》。

　　在这部书中，黄宗羲突破了纲常名教的束缚，剥去了君权神授的灵光，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君权由来并非神授。在远古三代的时候，君主只是人民的公仆。他提出，人类的本性是私和利，有生之初，人就自私自利，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这是“天下人之情”。于是在每个人的“私利”

　　基础之上产生了公众的“私利”，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为大家的“私利”工作，而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君主。这个人不以自己的私利为私利，而是使天下的人受其好处；不以自己的不幸为不幸，而是使天下的人免除祸害。于是他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在这种情况下，古人以天下苍生为主体，君主为客体；君主毕生所经营的一切，都是为了天下人民。但是后来不同了。后世的君主，却把个人的私利与大家的私利对立起来，把天下国家的财产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传给子孙们。

　　这样，主客关系就颠倒了。今天的君主以自己为主，天下劳动人民为客。君主强迫天下人民为他一人服务，却标榜为“大公”。其所谓“大公”只是他一个人的大私而已。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志得意满地对他父亲说：“你经常说我没出息，不如我二哥。

　　现在你看看，我所置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谁多？“这段话就充分表露出了后世君主以天下为己私业的心态。在还没有得到天下之前，使天下的人去

　　为他流血拼命，使天下的人妻离子散，其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天下这份私产。

　　这是多么惨痛的事！而他却说，这是给我的子孙后代创业啊。得到了天下，当上了皇帝以后，又敲吸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的子女，其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人的玩乐。君主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君主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天下人民被敲骨吸髓，陷于痛苦的深渊。可见，“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自秦汉以后的君主，被臣民看作“寇仇”，称为“独夫”，这是君主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

　　黄宗羲严厉痛斥了秦汉以来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制度。他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初步民主思想。梁启超曾说过：这样的论调，在现在看来，固然很普通，很肤浅，然而在二百多年前，却真是极大胆的创论。的确，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明夷待访录》不啻千钧霹雳，猛烈地震动了黯然窒息的思想界。

　　关于君和臣的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正统思想基本上认为君民或君臣是绝对的隶属关系。臣民对于君主只有服从的义务，韩愈在《原道》中曾这样说过，君主是下命令的人，大臣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迫使人民实施的，劳动人民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上奉君主的。这是汉唐以来统治阶级关于君臣君民关系的传统思想的典型表述。黄宗羲批判了这种看法，指出秦汉以后的君民或君臣关系都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