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试图不改变其总的反华政策，只求解决具体的边界、华侨、侵略边境领土等问题。因此，代表团感到谈判任务艰巨，必须从世界和东南亚的形势入手，方能根本消除霸权主义的危害，恢复中越两国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本着这种考虑，代表团拟定了此次谈判的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发言的稿件，报经中央批准。

　　

　　中越谈判经双方商定第一轮在河内，于4月18日到5月18日举行。在第一轮会谈前双方副团长开预备会，确定一些事务性的安排，会议采取不公开方式，不要记者参加，会议记录各方自己进行，双方并不核对会谈内容，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向外透露等。接着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全体会议，中国方面提出处理中越两国关系八项原则建议，其主要内容为：一、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二、双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任何一方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三、双方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两国边界线，并以中法界约为依据，谈判解决中越边界领土争议问题。

　　

　　四、双方互相尊重对方12海里的领海主权，根据当前国际海洋法有关规定，公平合理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权和大陆架。

　　

　　五、西沙、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越南应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从其所占南沙群岛的岛屿撤走其一切人员。

　　

　　六、所在国政府对对方国家的侨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保障，不得迫害或非法驱逐出境。

　　

　　七、越南政府强行驱赶到中国境内的越南公民，越南应尽早把他们接回越南，并给以妥善安置，中国政府愿提供一切方便（那几年越南人民大批被迫逃出国外，造成东南亚国家、香港的越南难民灾害，逃往中国的也有数万人）。

　　

　　八、关于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关系，将通过两国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中国代表团的八项原则建议是合情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反映了中国要求改善中越关系的真诚愿望。但是越南方面却提出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扩大争论的主张，竟公然指责中国挑起边界战争。反对越南，坚决反对中国所提的八项建议，提出要中国改变“反对越南”政策，这次谈判不应谈及第三国和与两国关系无关的问题，以此作为两国谈判的基矗我国代表团一再强调指出，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完全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任意践踏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结果，也是越南当局把中国视为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重大障碍，竭力进行反华所造成的；要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维护印支及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否则就没有共同基础，难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第二轮谈判由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争论的问题仍然是在谈判的共同基础问题上。

　　

　　越方开始反对谈霸权主义，后来提到的霸权主义是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并举出许多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例子。连日内瓦会议中国总理与胡志明主席商定的解决军事分界线的事，也说成是中国强加于越南，是属于霸权主义的行为。他们还反对谈论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认为谈这个问题就是干涉第三国事务，中国支援柬埔寨反抗越南侵略也是中国企图谋求霸权的行为。这样，费时近半年多的中越谈判除了双方争吵一阵外，毫无结果。

　　

　　在北京这一轮的会谈，拖的时间较长，原因是越南代表团团长请假曾回河内一次，回来后在谈判桌上提出一个在中越边境地区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草案”，把中越谈判的内容限制在中越边境纠纷这一点上，这是中国方面不能同意的。

　　

　　中国代表团认为两国会谈要谋求根本解决问题，双方应当讨论共同保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在前述八项原则建议的基础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新的建议，即中国政府愿意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与越南方面共同宣布遵守五点，即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二、不在印支、东南亚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三、不以任何手段奴役控制其它国家，不发动侵略战争，不实行军事占领，已派驻外国的军队立即撤回；四、反对为任何国家集团的霸权政策效劳，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五、不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

　　

　　总之，中国代表团一直坚定明确地主张，如果越南方面确实愿意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恢复印支、东南亚和平，就应该与中国一道讨论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双方谈判的距离太远，谈判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根据当时两国关系与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我不再去河内，即：我国河内大使馆不派大使只由临时代办负责，虽然越南驻中国大使仍然驻在北京，这表示在外交关系上中国对越南的一种冷淡、降格态度。我于1980年夏季另派去希腊当大使，从此就同越南没有来往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越两国在武装冲突后进行谈判，引起了各国的关心与注视，更引起各国新闻记者的重视，虽然同越南建交的国家不多，而要求采访中越在河内谈判情况的记者却不少。在每次会谈后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就成了各国记者提问的中心。由于双方商定不公开对外泄露谈判的内容，所以对于记者的询问，韩念龙团长只能谈一些我国一般原则性意见，满足不了记者的要求。

　　

　　当时各国新闻界关心的是中越关系如何发展，中越会不会继续作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否有妥协的可能，如何取得妥协等等。各国驻河内的大使也常找我了解情况，我与他们约定，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后再约时间同他们一一会谈。

　　

　　所以在中国代表团结束第一轮会谈返回北京时，我尚留在河内一个时期，除与越方商量第二轮会谈的事宜外，主要时间是与各国大使会见，告诉他们我能告诉的会谈的情况，并说明中国政府的方针，会谈将继续，战争将不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