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英雄，传承历史。抗日英雄故事之赵登禹。

　　

　　他是抗日战场真正的战神，他曾送给侵华日军“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他是唯一敢威胁日军，要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的中国将军。

　　

　　他叫赵登禹，1937年7月28日战死北平南苑。为了纪念他，北京从此有了一条赵登禹路。

　　

　　同一日，与赵登禹情同兄弟的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也战死南苑，于是，又有了一条佟麟阁路。

　　

　　3年后，原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已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将总司令的张自忠战死襄河，这样，北京有了第三条用人名命名的道路——张自忠路。至今，北京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仅此三条。

　　

　　将军为国牺牲，文革时陵墓却被毁尸骨无存

　　

　　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着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仅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登禹烈士的墓被红卫兵挖开，欲盗取“金银财宝”，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烈士尸骨无存。

　　

　　赵登禹赵登禹赵登禹墓于1980年重建于卢沟桥城东关文子山，墓碑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1898-1937)"。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又三次为赵登禹烈士墓整休扩建和立碑，并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喜峰口一战成名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日军铃木师团在得到热河后，继续尾追我撤退部队，向长城罗文峪口和喜峰口前进。

　　

　　正当长城各口险象环生的时候，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奉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他的部队尚未全部进入察哈尔之时，蒋介石将该部调往喜峰口，增援罗文峪口。此时赵登禹奉命率该旅所辖的二一七、二一八两个团从遵化经三屯营向喜峰口急进防堵，仅一天工夫，跑了一百七十里，在日落前，先敌一步跑到了喜峰口。赵登禹尚未部署完毕，日军第八师团即开始进攻。赵登禹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他把王长海的二一七团派到第一线，抢占喜峰口两翼长城一线，把二一八团和特务营布置在第二线。日寇炮空联合，掩护步兵冲锋，我部利用有利地势，以猛烈的近战火力，迭次歼敌于阵地前。我部战士怀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抡起大刀，与敌肉搏，迫使敌退一千多公尺。

　　

　　敌我双方重新整理和部署，相持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日军又开始进攻，先是三架敌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我长城一线和撒河桥之间的二线阵地，而后敌炮又集中火力摧毁我用麻袋堵塞的工事二十多米，第三营营长过家芳率部与敌冲锋部队展严肉搏，官兵伤亡过半。我部阵地虽居高临下，但地形陡峭，增援不易，遂转入预备阵地，与敌对击。这次战斗由于敌炮猛烈，我部官兵伤亡惨重，赵登禹旅长腿部亦中敌弹。他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在阵地上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赵登禹简要地分析了两日战况后，提出出敌不意，于当夜绕至敌后袭击的方案。他沉痛地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牺牲的官兵复仇！”与会者经过两昼夜的苦战，均已极度困乏，但听了赵旅长的动员后，顿时振作起来，都纷纷举手，含泪表决心，坚决执行袭敌方案，予敌寇以歼灭性打击。

　　

　　会后，按战略部署，由一一○旅（旅长王治邦）接替喜峰口正面阵地，赵登禹率一○九旅利用夜间由潘家口、蓝旗等地绕至敌后，袭敌炮兵阵地，战斗打响后，喜峰口正面的一一○旅，立即出击，打通正面，与一○九旅两面夹击敌人。赵登禹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准备夜战，又命王长海团组织一支五百多人的敢死队，为夜袭的先锋队。夜八时，赵登禹率全旅两千人渡过滦河，绕到敌营之后。时届深夜，正当敌寇酣睡之际，我敢死队首先闯入敌营，如天兵而降，抽出红缨大刀，趁月黑风高，逢敌便砍，日军在仓皇中来不及着衣，即作了长城外的无头野鬼。各营战士紧跟敢死队之后，怀着仇恨的烈火，猛杀猛砍。过家芳营士兵首砍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之中，并取其图囊，搜出日军侵犯我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此役，毙敌约三百余，破坏了敌炮十八门，我部亦伤亡二百余人。驻守喜峰口、罗文峪口（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和义院口（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的其他部队，听到赵登禹旅得胜的喜讯，立即出动，把侵犯的日军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同时，商震、关麟征两部，抄敌人后路，也收复了冷口。

　　

　　二十九军威名自此扬名字内，很多国际友人都认为这次胜利是个奇迹，任何一国军队都无法追及，“中国不会亡”的原因就在于此。日军在退回承德后追悼阵亡将士时宣称，这是日本军侵华以来，“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国民政府向宋哲元军长、刘汝明副军长（兼一四三师师长）、秦德纯参谋长和赵登禹旅长等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

　　

　　一九三五年，一三二师驻防北平南苑，所属二一七团驻十四营房，其第一营负责监视敌人的武器库。库内有日军飞机并驻有日军一个排。日寇恃强，不准我军民通过该地，引起一营官兵的义愤。赵登禹师长得知即派一个连包围日寇机库，不许日军出入，经过几次谈判，直至日寇守军排长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无理阻拦军民通过始止。

　　

　　一九三六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先生突然被日本人抓去。

　　

　　赵登禹、冯治安（三十六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在北平住所议论：“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于是将负责中日传话的陈某（亲日派）叫来，问明情况。陈某说，日本人说宣主任是中央派来的，是给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当即反驳说：“他（指宣）是中央派的，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打报告吗？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

　　

　　赵登禹愤怒地对陈某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入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冯治安和赵登禹都气愤地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冯命他的参谋长，赵令他的副师长，命令驻平津一带的部队，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此时，陈某被吓得脸色苍白、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刘汝明对陈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陈仓皇地去找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将宣介溪送回，并向二十九军表示，此次抓人纯系误会，还假惺惺地道了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