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岁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北洋舰队退守威海。日军大举进攻，在荣成登陆，摆开海、陆夹击威海清军之势。尽管北洋海军主力舰“定远”、“镇远”雄风犹存，如果海陆配合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同日军再打一阵子，但是，清军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甲午到底败在哪里

　　

　　这一年，对甲午殇思与镜鉴的论述颇多，如战略失误、经费不足、用人不当、队形不利、装备落后、弹药伪劣等等，这些与战争失败均有一定关联，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造成失败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呈现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国家文化特质。120年前，清朝具有综合国力、人口众多、地理环境、北洋海军等占优势的“硬件”，然而在“软件”上却存在着非对称的差距。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同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文化特质的差异，注定了清军必然失败的命运。

　　

　　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国民心态自卑与自大交错，恐惧与荣耀兼有。当现实无法兑现其理想时，便寄托于神灵。于是，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相结合，成为一种变态的大国主义。日本从1867年到1945年间的国号便是“大日本帝国”，直至1947年官方正式改称“日本国”。日本大肆宣扬“神造之国”、“皇道之国”，称“天皇统治的日本才是万国之宰，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日本的神道教、武士道成为其精神支持，是形成军国主义的文化土壤。

　　

　　福泽谕吉等政客的军国主义扩张论，成为日本建立天皇专制统治和推行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外交布告》确立了“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的战略。福泽谕吉为日本设计了一条“近代文明国家”的军国主义道路，主导着日本从明治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所走过的历程。

　　

　　日本在军国文化导引下，发动甲午战争，天皇颁诏，举国动员，进入战争体制，成立参谋总部，组建联合舰队。国会一致对外，全力支持战争。媒体一致转向战争话题，激发国民的战争狂热。幼童从军，操枪舞刀，高呼击沉“定远”、“镇远”。娼妓募钱献金，加入军妓劳军，旅顺攻陷后，第一师团从日本征集12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庆贺“胜利”。日本政府成功的动员将国民挟持在战车上，使之成为全民战争。

　　

　　中、日两国的海军旗反映着军事文化的显着差别。日本海军旗主体是太阳，外加16道红光芒，意为日本是太阳神创造，光芒普照世界，充满征服世界的霸气。中国海军旗的主体是中国龙，传说中的龙能兴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着内治和祥瑞。

　　

　　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

　　

　　清末处于封建制度的没落期，宫廷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便是皇权独尊，一切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王朝为基。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60诞辰，为老佛爷操办一次规模盛大的花甲寿庆，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有深层的政治动因。

　　

　　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有5人。慈禧太后是掌门人，她想在60寿庆中卷帘归政，大肆建设颐和园准备颐养天年。寿庆有可能是中国内部政治的权力交接，结束慈禧垂帘听政的一场国家大典。当有人因战事紧迫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时，慈禧放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光绪皇帝俯首听从慈禧，但踌躇满志，寻机登基掌控实权，他一直提防着李鸿章，将北洋海军事务“能收就收”。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官位户部尚书，他同李鸿章争夺权势，对北洋海军实力“能削即削”。光绪父亲奕譞，主持海军衙门，一切以光绪平稳掌权为先，海军衙门只是一个平台，表现得“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控北洋海军，但受制于朝廷权斗，北洋海军孤军奋战，形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困局。

　　

　　慈禧太后也感觉到：“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私”为宫廷内斗，“例”指“祖宗之法不可变”。任何变革的“越轨”最终都会被拉回到封建制度没落的轨道。所以，慈禧的60寿庆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影响到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着战争准备和对外交涉，恭亲王召集各国公使声称“等到慈禧生日过后，再重开外交谈判”。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选择甲午年发动侵略战争，其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所以他不去备战，却把精力花费在外国的调停上，以稳定政局。因而，就在慈禧寿庆的歌舞升平中，日本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湾。慈禧得到恭亲王报告大连湾失守时，只是淡淡说，只要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不要拿鸡毛蒜皮的事来烦她，让她好好过个60大寿。

　　

　　当一个封建王朝把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必定走向穷途末路。正当日本发动全民战争，倾力开动军国主义战车向中国杀来时，清政府没有战争动员，更无作战方针，毫无抗敌气氛。正如李鸿章自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不能忘却的甲午遗证

　　

　　现今，仍有大量甲午战争遗物流落日本，它们现状如何？而大连作为北洋海军的主要根据地、黄海海战的主战场，应弥补甲午文化的短缺。

　　

　　流落日本的甲午遗物

　　

　　甲午战败，北洋舰队“镇远”等10艘军舰被俘，“定远”等军舰被肢解，“致远”等沉舰被拆卸，军舰和大量部件被掳去日本。日本为炫耀甲午海战的胜利，曾把“镇远”舰的主锚、主炮弹头和锚链围绕于东京上野公园展示，并立碑炫耀军国主义战绩。

　　

　　1947年，中国以“二战”战胜国地位，派遣中国驻日代表团参谋钟汉波海军少校向盟军驻日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提出：将“镇远”舰铁锚等战争遗物归还中国。经过艰辛复杂的谈判，盟军总部最终同意依照中国意愿撤除展览、归还铁锚。盟军总部与中国驻日代表在东京芝浦东海码头举行移交仪式，并由中国缉私船运回上海。现在该铁锚静静地安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园内，诉说着在日本公园展示了30年的国耻。

　　

　　然而，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甲午战争遗物流落日本，有的展示在战争博物馆，有的被民间收藏，有的流落荒野。日本发行的“日清战争40周年纪念封”上，就印上了丁汝昌像、中国海军旗、“定远”的舵轮、“靖远”的船钟、“操江”的舰长印章等，侵略罪证被当做战利品炫耀。一方邮封，凝聚着北洋海军的血与泪。

　　

　　2010年10月版的《中国国家地理》和2014年《法制晚报》组织编写的《甲午遗证》详细记载了流落在日本各地的甲午遗物。“定远”的舵轮现存于日本长崎的格拉巴公园，舵轮平置、上覆玻璃，改为咖啡桌，曾专供海员聚会使用。“镇远”舰的船钟有两个，一个悬挂在神奈川的小田原高中的钟亭铁架里；另一个留存在四国香川县的栗岛商船学校。在日本福冈的太宰府，“定远”舰残骸被肢解后建成别墅，任人展览；太宰府的光明禅寺，厅堂摆着刘步蟾舰长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个募款的功德箱。在冈山县福田海神社里，立着一枚刻有“西京丸遗品”的260毫米炮弹，系清军“平远”号打入日本“西京丸”船舱却未爆炸的炮弹。在日本神奈川的三笠舰公园，存放着从“致远”号上拆走的机关炮；而在冈山的吉备津福田海神社，“镇远”另一个未能回归的铁锚倒卧在石台上成为神坛祭品。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陈列着旅顺口的海岸炮，写着“战利品，清国要塞炮”。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阪的真田山陆军墓地东北角，埋葬有6名清军官兵，上刻的“清国刘得起”、“清国吕文风”等字样依稀可辨。“刘汉中”墓前，在名字旁刻有“清军马队五品顶戴”字样，经考证为祖籍辽宁的一名清军中层军官。看到这些令人唏嘘，那么多的甲午遗烈和遗物在异乡沉寂了120年，国人怎能将其遗忘，何日方能回归故里安息？

　　

　　大连应建甲午战争纪念馆

　　

　　大连是洋务运动的缩影和受益者，旅顺因而成为崛起在东方的近代化城市，旅顺船坞及配套的工业设备和多项市政建设一直沿用至今。大连又是北洋海军的主要根据地、黄海海战的主战场，邓世昌等英烈从大连湾起航投入战场，再也没有回来。大连更是日军花园口登陆、侵占辽东半岛并在旅顺口进行大屠杀之地，大连人对甲午战争应有更深的感受。威海、丹东等与甲午战争有关的城市均建有甲午战争纪念馆，仿制了“定远”、“致远”号战舰供人瞻仰，成为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在大连尚无一座整体介绍甲午战争的纪念馆，多数大连人对甲午战争相当茫然。

　　

　　重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文化，纪念和弘扬与大连有着血缘乡情的甲午英烈，是提高城市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途径。不少专家、学者曾提出，应在原海之韵广场建一座邓世昌雕像和甲午战争纪念馆。一座城市、一方海湾、一个雕像便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作者：陆儒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