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政府实行强制剪辫法令。图为革命军在街头强行剪辫
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剪辫与革命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1902年,17岁的邹容从四川来到了上海,为表示反清的决心,痛快剪掉辫子,乘船赴日留学。一到日本,邹容就投入方兴未艾的革命洪流,誓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行为不轨,发生奸情,他联合张继、王孝镇、陈独秀等人在晚上掌灯时分,闯入姚的住处,乘姚不备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其辫子。一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二则揭示剪辫的正义性,号召留学生革命反清。在邹容眼里,“区区一辫发”事小,关系“种族存亡”事大。在邹容等人的大力推进下,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黄兴、陈天华、蔡元培、吴玉章、张继、陈独秀、秦毓鎏、许寿裳、韩强士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这段回忆清晰地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新军与新式学堂中的剪辫风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屡见不鲜。
1910年,山西陆军学堂的学生集体剪辫,颇具气势。刘精三记云:“九月间,我们联系进步同学24人剪了辫子,一时风起云涌,剪辫运动形成高潮。到了冬季,200名同学,除少数旗人外,剪辫子的达到170余人之多。省城大专学生说:”陆军学堂变成了寺院,学生当了和尚,但也有带发修行的‘。“
1911年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05年,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10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风波。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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