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的议程安排中，开始没有放礼花这个项目。
　　在北京的苏联顾问根据苏联的国庆经验，向大会筹委会建议开国大典最后一项仪程应放礼花。
　　施放礼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五彩缤纷，当然很好。但礼花是什么样子，没有几个人知道。
　　不知道也要上马。
　　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的一位叫张桂文的作战科长。当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不仅不知道怎样制作礼花，也从来没见过礼花，但他通过苏联顾问找来了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的记录片，知道了放礼花是怎么回事。
　　直到40年后，苏联施放的第一层礼花仍是信号弹，张桂文这才明白礼花与作战科的关系，所以开国大典上的礼花全是苏式信号弹。
　　张桂文立即组织了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开国大典那一天，当夜色低垂，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电话，他要求立即接通位于东华表内侧的一个分指挥部，通知张桂文开始施放礼花。
　　张桂文接到命令，马上也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激情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注意，现在施放礼花！"
　　然而一点回声也没有，麦克风坏了。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替张桂文捏了一把汗。
　　张桂文的脸仅仅白了一下，他还有两套应急方案。
　　40年后，住在空军东西门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张桂文说："我搞作战的，总是不止一套方案。因为我们不能把一件事情看死，战斗中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敌人在变，我们也要变，必须拿出几套作战方案。"
　　幸亏这位施放礼花的指挥员是参加过无数战斗的军人，他像打仗一样，为保证礼花施放成功，拿出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广场扩音器向施放礼花的6个点呼叫，直接下达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麦克风失灵，就由张桂文在指挥部发放一颗信号弹，表示放礼花开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张桂文的信号枪出故障，派一个人通知最近的礼花点，其他各点见到礼花都一齐放。
　　此时，当第一套方案失灵后，张桂文二话没说，走出用木板临时搭成的指挥部，从腰间熟练地抽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枪，冲着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颗绿色信号弹。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们不禁大吃一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广场周围的6个发射点同时轰然爆响，五彩缤纷的"礼花"喷向夜空，照亮广场，染红了古老的天安门，预示着新生的共和国万紫千红的明天。
　　张桂文恐怕没有想到，他那颗应急的信号弹，竟成为开国大典之夜的第一朵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