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江青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的一年。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突然点名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后，所谓造反派头头们经常说的“旧政府与新文革”的斗争出现了转机，政治生态露出一线希望，没有想到2月16日突然发生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统称三老四帅）在怀仁堂痛斥中央文革搞乱全国的“二月乱子”（周总理语）。林彪和江青都喜出望外。
　　
　　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迫不及待去钓鱼台16楼向江青汇报。江青的大嘴巴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然后，她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张姚王”三人立即去给毛主席汇报。
　　
　　毛泽东马上安排听三个人的汇报。张春桥说周总理对《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有意见。毛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然后毛主席说：你告诉总理，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清晨，毛泽东召集会议，说：“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拿烟的手指指陈毅，“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你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好不好？力量还嫌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毛主席指示周总理主持，开政治局开生活会解决这个问题。
　　
　　会议从2月25日断断续续开到了3月18日，主要是安排三老四帅作检讨。
　　
　　周总理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敏感，迟钝”。
　　
　　江青不依不饶，指责周总理主持会议那天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你动摇！
　　
　　中央文革决定“依靠群众”，会里会外配合，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北京街头立即出现成千上万红卫兵示威游行，打着标语，高呼口号：“击退二月逆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示威游行要打倒国务院和军委9个人，5位副总理，军委4位副主席。
　　
　　当时不是造反派头头，是不了解高层内情的。普通学生不理解为什么突然要保卫江青。江青怎么了？不是金枝玉叶吗？不是势头正旺吗？不是势倾朝野吗？不是说打倒谁就打倒谁吗？谁敢反对江青呀？怎么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班有“首都红卫兵三司”的头头，他们都很激动，说有人要打倒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捍卫江青同志！我们听后神情漠然，好像他们是煞有介事！
　　
　　江青是何等精明的人，她看看到了火候，这么闹腾是为了什么呀？赶紧夺权呀？
　　
　　中央原来的决策机构是1966年8月经过毛泽东同意，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怀仁堂碰头会，吸收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讨论党政和文革大事，碰头会由周总理主持。
　　
　　江青是特殊人物特殊身份特殊派头。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她对周总理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总理说：“那好，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
　　
　　周总理不主持后，文革小组碰头会就是江青自己主持。这样就完全把“三老四帅”排斥在了决策圈儿外，然后进一步闲置、揪斗、流放。
　　
　　然后，江青又向周总理进一步伸手，说：“地方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这样江青就把组建各省夺权后的领导班子的权力也夺过去了。在当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如周总理说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掌握一个寸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