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之后，云南都督蔡锷来到北京，袁世凯送给他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参政院参政等桂冠。蔡锷在京目睹耳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径，深为不满。然而，他处于袁世凯派来的密探监视之下，行动不得自由。1915年底，他终于逃离袁世凯的樊笼，经天津，东渡日本，旋又南下云南，举起护国运动的大旗。

　　

　　蔡锷是怎样逃离北京的？同小凤仙有什么关系？

　　

　　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说：“从十月下旬起，他（蔡锷）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陶菊隐在这里叙述蔡锷逃出北京，不仅与名妓小凤仙有关系，还同梁启超有关系。说蔡锷逃出北京同小凤仙有关系的还有张相文《南园丛稿》，张在《小风仙传》中说，蔡锷伪装与夫人反目吵闹后，夫人携眷南归。蔡锷每天带小凤仙遨游公园、市场，为凤仙买脂粉、赊衣物，密探见蔡锷同小凤仙打得火热，逐渐不以为意。一天，小凤仙对蔡锷说：“可行矣！”蔡锷遂乘机出东交民巷，登车赴天津，转航东京。

　　

　　《邵阳日报》1984年9月12日刊贺舜田的文章，谈及他的岳母曾龙珠老人回忆她父亲曾鲲化等筹划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这是最新的说法，现介绍如下：曾鲲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早年同蔡锷一起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经孙中山提名，担任国民政府交通参事。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对他的软禁，精心筹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到大松柏树下的“来今雨轩”露天茶社饮茶。蔡锷故意将手提的银元袋子（用十字线编织的露孔网袋，从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雪白的银元）放在茶桌上，接着摘下巴拿马草帽（当时最名贵的草帽，每顶价值70元）也放在茶桌上，并从容地脱下长衫，搭在靠背椅上，然后坐下来和小凤仙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然自如。这时跟踪而来的密探充作游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且留下衣物在桌椅上，便不在意。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20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刘灿华的蓝衫和黑裙，男

　　

　　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新化县人）和马车夫（北京人）两人用轿子抬，放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在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当时只有崇文门火车站未供外国人使用，不设检查机构。曾鲲化利用交通参事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关于蔡锷逃出北京也有说同小凤仙没有关系的，哈汉章在《春耦笔录》（见刘成禹《洪宪纪事诗三种》）叙述说，1915年11月10日，哈为其祖母80寿辰，宴宾客于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锷应邀出席。是夜，蔡锷与牌友玩牌至次日7时方散。密探看到蔡锷一门心思打牌，早已星散。蔡锷趁机出哈宅，直人新华门，因离上班时间太早，门卫异之，以为是袁世凯召他来的，不敢多问。蔡锷抵总统办事处，侍者问他：“将军今日为何这么早来？”蔡锷看了看故意拨快的表说：“我的表快两个小时！”随即打电话给小凤仙，约她午后12点半到某处同吃饭。片刻，蔡锷见已摆脱密探。便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哈汉章说蔡锷出京同小凤仙没有直接关系，但蔡锷出走之后，“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乃以小风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蔡锷字）上闻。”哈汉章等人亦趁机“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耳目，明日，小风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