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至1433年，郑和受明成祖朱棣及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7次率领舟师，乘风破浪，扬帆远航，途中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下西洋，这在明初被传为一时“盛事”，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刨举。郑和不辞辛劳，出没风波，屡下西洋，往返再三，究竟负有何种神秘的使命？

　　

　　《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由此看来，明史的纂修者，把到海外跟踪询查惠帝，看作是郑和出使的主要目的，而沿途炫耀武威，则是附带的行为。传中所说的惠帝，即朱元璋长孙建文帝朱允奭.建文帝登极之初，鉴于诸王兵权过重，尾大不掉，曾决心进行削藩。

　　

　　当时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起兵北平，号称“靖难”。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传说他已逃亡海外，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是祸根！因此朱棣遣郑和出洋追查，以绝后患。《明史》的说法，以后修史者多有因陈，就是解放后出版的着述，完全承袭此说的也不乏其例，如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之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皇帝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说郑和下西洋的用意是“以探寻朱允奭踪迹为首”。

　　

　　然而，建文帝是否逃亡海外，却还是悬案一桩。永乐年间修撰《明太祖实录》，据载当朱棣的燕兵攻入南京金川门时，建文帝纵火焚宫，已死于宫火。清初开馆修《明史》，史馆诸臣对建文自焚的问题看法不一，雍正元年王鸿绪进呈《明史稿》，史稿之首有《史例议》一册，论定建文帝必以焚死的内容竟占此册的一半，若确如王氏之言，则寻找建文的说法就成了空中楼阁，于是史家们便试图从其他方面，解释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近人梁启超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书中指出，朱棣雄主野心，想通过扬威的壮举，达到震慑与笼络海外诸国来朝受封的目的，其实只不过是“聊以自娱”罢了。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甚至干脆把下西洋的动机说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

　　

　　与以上两说不同，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厦门大学报》1958年第1期）、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载《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3期）、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等着述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意图。朱棣以燕王身分凭武力强占了侄儿允炆的帝位，自知“夺嫡”声名不佳，遣使出洋炫武异域，使万国来朝，并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沿海岛屿和海外的不愿与他合作的臣民，自然不失为提高国际威望和巩固统治的积极措施，另一方面还可打开一条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用中国精湛的瓷器、绞罗绸缎等手工业品，去换取外国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享用，这从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即可得到证明。不过也有人认为，郑和一再远航，又是出于建立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瓦解朱允奭残余势力的政治需要；或说主要是为扩大对外贸易、借此增加财源的经济目的。前者见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册）、冯尔康的《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后者见于田培栋的《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还有些人说，郑和七下西洋，其使命应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西亚，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帖木儿调兵数十万准备东征中国，但于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死于途中，所以同年六月朱棣遣郑和第一次出使，“大概是想联络印度等国抄袭贴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它东侵”，后6次则是为了“寻求通西方的航路和达到通商的目的”。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虽同意郑和后6次的使命如尚钺所述，但又指出第一次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简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认为，郑和前3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局势，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后4次则主要是向南亚以西，继续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以上各家之言，无不持之有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哪一种说法才符合历史的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