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图四川、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部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脸。于无可奈何之际，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要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信写成后，用箭射人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问行于世。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最为详细。文中说，石达开于“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覆”。根据此说，唐友耕收得石达开信后，隐匿不报，也未给予石达开回复。

　　

　　1935年，四川沪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石达开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发表，标题作《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撰《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系用翼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断定《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从萧一山的说法，载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着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故而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遗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认为真品”，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信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一事十分怀疑。他认为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其意图是要为其父脸上贴金。

　　

　　石达开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覆，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的绿营兵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唐鸿学知此有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石在信中怎么会称唐为清朝大臣呢？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此话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又，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

　　

　　奏清主“的话，而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据李左泉《石达开涐江被困记》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文系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着《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来源可靠。

　　

　　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钞本及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未经唐鸿学篡改过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奇怪的是，石达开这封极为重要的信，当时骆秉章、唐友耕在公私文件中均未提及。加之信末署“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此时石达开已成阶下囚，正在解往成都的途中，显然与史实不符。有人认为，石达开的这封信可能是伪造的。

　　

　　王庆成撰《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认为，石达开这封信来源于多方面，“表现了它不可能出于某一人的伪造”。王先生经过周密考证，说：“尽管骆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公私文件中从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石达开论集》）石信中要求“赏驾遥临，以便调停”，骆秉章委派四川布政使刘蓉亲临前线，即是对于这一要求事实上的回答。唐友耕收石信后隐匿不报的说法看来不确。清方不但收到了石达开的信，并且利用了石的要求与愿望设密计对石进行诱降。因为所设密计太不光彩，所以俘获石达开以后，骆秉章、唐友耕之流需要否认这件事的存在，因而对石达开信函的内容不能不讳莫如深或者语焉不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