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名字，在50年代初期全国文艺界思想界批判武训奴才行为的浪潮中，是非常响亮的。他是被尊称为坚韧不拔的“农民革命英雄”而走遍中华神州城乡的。

　　

　　宋景诗所以走红，当然得力于大张旗鼓开展批判武训运动，使这个名罕见于经传，影响不大的鲁西南反清武装的首领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武训历史调查记》、陈白尘又整理了《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这些据说都是由山东堂邑宋景诗老家实地考察调查而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了调查，这个发言权也就成为唯一正确的定论了，“农民的阶级立场和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口中所讲的宋景诗的历史材料，才是最正确的”（《宋景诗起义史料》，1954年10月）。宋景诗是农民革命领袖获得完全肯定，由此195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宋景诗史料》，在由中华书局重版时，也改名为《宋景诗起义史料》了。

　　

　　说宋景诗是革命领袖，因为他坚决打击了地主反动派。但是，宋景诗却有一个投降与否的问题。

　　

　　宋景诗劫牢起义后，就和山东白莲教各旗联合作战，杀富济贫，为穷苦人谋福利；只是在敌强我弱时，为保存实力和清将胜保谈判。“所谓‘招抚’，实际上是胜保打了败仗，为了要欺骗清朝，为了要邀功，和宋景诗取得暂时的妥协”（同上），“胜保的‘招抚’，实际上是想借农民起义军的势力以自重，来挟制朝廷，宋景诗是和胜保暂时妥协，并不曾为清朝出力。所以胜保后来给他报上去的战功，完全是捏造的”。因此，陈白尘认为，宋景诗虽易帜，仍是有条件的，“‘招抚’的结果，一方面通过改编的形式，五大旗保存了一部分武装，并由此保障了‘安插归农’的战士们以及他们所持有的马匹、枪械，使革命力量没有完全被消灭，为后来再度起义保留了一定的力量”（《宋景诗历史调查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据我们对宋景诗和黑旗军这一时期前前后后的全部活动的调查结果来看，认为它自始至终是个假投降”（同上）。从历史剧《宋景诗》看，宋景诗投降后连升三级，做到正三品的参将，但服饰仍保持原黑旗军一套；他们都没有发，而发

　　

　　是清王朝从来界定诚心投降的标志。这种假投降真革命之说，在50年代几乎是一边倒的，正如郑君里所说的，在宋景诗脱离了胜保牢笼，奔回家乡后“一口气跟地主打了70几仗，他变得比前更顽强而坚定！后来他又率领黑旗投太平军，参预扑杀僧格林沁的战役，直至花甲高龄，他仍为家乡的革命事业奔走。他以‘造反’始，以‘造反’终，中间经过一连串的艰险而曲折的斗争”。（《谈谈宋景诗》，《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31日）

　　

　　50年代的舆论一律对宋景诗都无不持肯定论说法，谁都没有半点怀疑，也许当时也有学者感到迷惑，有不少未解之处，但见于宋景诗问题是一个政治圈，文为时而作，是不允许质疑的。

　　

　　其实，宋景诗投降与否就是一大谜团。50年代在调查时，就提出“宋景诗投降胜保这一事实，其具体情况异常复杂，其经过又极其迂回曲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当时，虽有“假投降”结论，但今天重作检验，这些问题并非能在当时大背景下调查清楚的。有如：（一）所谓宋景诗等受“招抚”，宋景诗接受“招抚”，但有否“改编”？通常降众都要加以紧缩人员“勒缴马械”的。宋景诗投降后，所部经淘汰后编为靖东营，但他究竟有否服从“先缴旗械马匹”，即将原来起义造反时的旗帜和武器、马匹送缴清营，这里还应包括黑旗军所用的印信及有关文书档案和银钱等等，但此处语焉不详。出乎寻常，胜保虽以跋扈、骄横着名，但也不至如此不合常理。（二）宋景诗投降清王朝有否发和更换服装帽子，这在《调查记》里没有提及，但从该书“前记”所说，由历史文学剧改编电影的《宋景诗》“也多灾多难，迟迟未能问世（感谢导演的努力，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大约总可以出世了），推究原因，是同研究工作迟于创作工作有关的”，但又可证宋景诗和他部属几千人在投降后随胜保到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时，仍是原来旗帜、服饰。这位宋参将在银幕出现仍是“高身量，额盖上有高粱粒大一个黑猴子，身穿蓝布大棉袄，蓝呢棉套裤，头戴黑毡帽”（《钟秀函稿》）。此处“黑毡帽”换成了黑头巾。如此依旧是黑旗黑甲的部队，夹在有翎带马褂的清军官兵中间，实在是不论不类。按常理说，蓄发的农民军投降，第一也就是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发。在近代中国头发去留从来是一个革命与否的符号，宋景诗及其部属的投降，确未见有发记述，也无他人指责他投降而未发的记载。这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既投降就得发，即使非真心投降也会发了的；因此宋景诗投降后发与否，服饰更改与否，始终是个谜。（三）宋景诗投降后，升至参将，“宋景诗是和胜保暂时妥协，并不曾为清朝出力。所以胜保后来给他报上去的战功，完全是‘捏报’的”（《宋景诗起义史料》）。但也有人说，宋景诗投降后，“在随同胜营对义军的血腥镇压中‘战功卓着’，而多次获得清廷的‘破格擢升’”。认为投降后的宋景诗，“贬斥革命，颂扬敌人，口口声声要赎革命之‘罪’，效反革命之力，足证其思想到行动上已经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沈芦《农民起义‘英雄’宋景诗析》，《争鸣》1983年1期）。在当时官场舞弊，致使临阵畏缩、不战而回而有擢升者多多。但宋景诗不是胜保嫡系和亲信，这是什么原因，此中必有奥秘所在，有如凡降将必向招降的主帅纳输大量金银财宝；对过去所作所为要大大地检讨一番，以今是而痛昨非，而这里都不甚清楚。双方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四）

　　

　　宋景诗在参加1865年（清同治四年）的曹州高楼寨歼灭僧格林沁王牌军后，就下落不明了，而这个时候却正是北方捻军兴旺发达之际，他们在两年后才走向低潮而失败。在此期间，他为什么要脱离捻军和家乡山东埋名隐居或远走他乡呢？此间原因是否也有“他投降清军，特别是那样起劲地帮同清军攻打农民军，不但时间比较长，而且范围相当广，在此期间，完全站在农民军的对立面，给鲁西农民起义造成了很大危害”（吴万善《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景诗》，《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使他难以在本地和农民军中有容身之处？但这样却因孤身离群易于遭敌方的通缉追捕，这也是难以合符常理的。总之，当年宋景诗的投降行为真真假假，牵涉到在投降过程中还出现不少奇奇怪怪问题，由此于今人对他提出投降真假与否的看法，这些还得有更多的史实考信；先有框架，填以材料，仍是不能解开谜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