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隐士，即指潜居避世之人。陶弘景、卢藏用分别为南朝、唐代着名的隐士，史书多有记载。但因引用标准不同，后人对其是否为真隐士，却有一番争议。有人以为，陶弘景当然算得上是真隐士。史载，陶于齐高帝（即萧道成）任宋相时，曾被引为诸王侍读，因家贫求宰县不遂，在武帝（萧赜）永明十年辞官而去，隐居句容之句曲山，自号华阳陶隐居。他既好道家的神仙之说，耽于炼丹服药、辟谷导引这一套，晚年又归心释教，受戒奉佛。《南史》本传说他“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可见，陶弘景是一个仙气十足的隐士。

　　

　　然而，有人以为陶弘景算不得真正的隐士。在这些学者看来，真隐士是一心出世、想要“超然物外”的，这可远溯至巢父、许由等人。《庄子。逍遥游》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曰：“天下既己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晋皇甫谥《高士传》也说许由因尧让天下而逃去，尧又招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颍滨，适遇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原故，即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污吾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可见，以尧之让贤授官为对自己人格的污辱，突出了以“鄙弃天下”为高，希望“独全其天”的意思，认为只有这样绝对排除“入世”的，才能算是真隐士。这反映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受“巢许”

　　

　　一派影响，洁身自爱的着名真隐士还有东汉的严子光、东晋的范宣、唐代的陆羽等人。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陶弘景便算不得真正的隐士。陶虽然隐居句曲山很久，但他和梁武帝萧衍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萧衍要篡齐时，他曾援引图谶来劝进。萧衍称帝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向陶弘景征询意见，常常一月数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陶栖隐山林而参与朝廷机要，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大改变了其高人逸士的身份。可以说，“山中宰相”

　　

　　的形象化之称，正好说明陶实际是不上朝的公卿大员，也揭示了不少古代士大夫“隐”的虚伪的一面。因此，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的，是十足的假隐士，如陶弘景之流。

　　

　　至于说到唐代的卢藏用，有人指出：其人更是典型的假隐士了。据新、旧《唐书。卢藏用传》、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等记述：卢藏用中了进士后，不得调进，就隐居终南山，学炼气、辟谷之术，而一心不忘仕进，被人视为“随驾隐士”。武后长安年间，召授左拾遗，即以隐士的高名得官，嗣任中书舍人、吏部、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尚书右丞等职，并以谄事权贵、奢靡淫纵而获讥于时。后来，卢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势而终，不仅并非高士，而且品格甚为卑污。有一次，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道士司马承祯

　　

　　夸耀说：“此中大有嘉处”。可这位道士却毫不客气地答道：“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面具。推究根源，卢藏用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能够称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会“举逸民”的征辟制度流于形式，给了他投机取巧的机会。卢藏用假隐士的露骨相，是比陶弘景更为明显的。尽管如此，有的学者仍引用古人的有关论述，认为陶弘景、卢藏用还可算隐士一类，他们的行为和前人的观点并不矛盾。《论语。季氏》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刘宝楠《正义》云：“隐居求志者，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贤人多隐，故长沮、桀溺、接舆丈人，皆洁己自高，不复求其所志。夫子未见之叹，正缘于此。然夫子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己，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这段话把孔子的原意阐发得非常透彻，可见儒家所谓“隐居”，本非“忘世”，而是“养志”待时，遇到能施展抱负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并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说这时的“养志”，正是为将来的出仕作准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已经成为儒士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与借口，或先隐后仕，或仕而不隐，或隐而复出，个人的升沉起伏，实际主要在于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并不完全为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古时世乱则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反映。隐在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际遇。殷周时的傅说、吕尚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三人“出世”与“人世”未尝对立，并且受到了后世的极大尊重。既然这三人进入仕途而被称为隐士，那么，陶弘景、卢藏用自然仍可称其为隐士，尽管彼此在人格上有区别。

　　

　　纵观古代所谓隐士，像巢父、许由等隐士毕竟不多，而不少隐士总和“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来说，“仕”是出路，“隐”是退路，两者常起伏不定，随时消长。因此，判别隐士的真与假，都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