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直绵延不断，尤其是在唐代，中日两国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和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高潮，在中日关系史上，谱写了一幕幕令人怀念的动人篇章。

　　

　　公元7至9世纪，唐代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制的繁荣昌盛阶段，而东流日本则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完备的典章制度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对新兴的日本具有强大的魅力。日本人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因此，以大唐帝国为榜样，激励看好学的日本人，不畏艰险，乘波西来，先后有十二批正式的遣唐使来到中国。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现了阿倍仲麻吕西来，鉴真东渡的佳话。鉴真是扬州的着名高僧，担任大明寺的住持。他精通律学，

　　

　　深谙戒法，在江淮民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唐天宝元年（742年）十月，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聘请，东渡日本，去设立戒坛，宣扬律学，以肃整教纲。从此以后，在12年的岁月中，鉴真等人胸怀大志，历经艰辛，屡遭挫折，曾五次渡海失败，直到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一月，鉴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传法的征途。在日本的10年中，鉴真以忘我的精神，把佛教戒律和唐代文化的精华带到了日本，为传播中日人民的友谊种子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因此，研究鉴真东渡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中日两国，有很多鉴真研究者与中日关系史专家认为，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于天宝九年（750年）由广州到韶州时，由于“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后，双目失明的鉴真仍然以顽强的精神，再次东渡日本，完成了传法的宏愿大志。

　　

　　但是，鉴真和尚果真是双目失明了吗？

　　

　　着名史学家陈垣在纪念鉴真圆寂1200年时，对此事提出了质疑（当时未公开发表）。他认为“鉴真和尚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则或有之，谓鉴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则殊不可信。”（陈垣《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因为，鉴亘失明一事，《宋高僧传。鉴真传》等书均未记载，仅据日本人真人元开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上的一句话作为孤证，论据尚不充足。并且，《唐大和上东征传》对鉴真在日本10年的传法与生活的记载中，均未提到他因双目失明而感到不便的事情。

　　

　　另外，鉴真从韶州来到江宁时，他的弟子灵佑是不可能当着“双目失明”的老师说出“盲龟开目”这等有损于鉴真形象的不敬之语的。所以，鉴真失明一事是令人怀疑的。

　　

　　在日本方面，成书于八九世纪之际的史书《续日本纪》对鉴真的事迹记载也有可疑之处，该书卷二十四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五月戊申条说，在天宝七年渡海失败后，由于随行的日本僧人荣睿亡故，鉴真因此而“悲泣失明”，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对鉴真失明一事也表示怀疑。他认为《续日本纪》所记载的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鼻辨药“一无错失”，或许可信，但仅凭记忆力来校正数百万言的经论而一字不差，倒可使人有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的双目失明了。（陈智超《跋<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及致廖世功（叙畴）函》，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日本学者田中块堂和安藤更生认为，《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说的“眼光暗昧”是指鉴真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安藤更生解释说，“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是鉴真请了阿拉伯医生施行针拨法治疗，由于手术后的感染，病情恶化，即所谓“眼遂失明”，但还能分辨出字迹。田中块堂认为，鉴真到日本时尚未完全失明。

　　

　　这些根据为数不多的现有史籍，对鉴真的眼睛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和解释，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谜：鉴真和尚的眼睛在第五次渡海后失明了吗？如果失明，是为何而失明的，是“途中双目发炎，视力减退”疗治不当而失明呢？

　　

　　（汪向荣《鉴真》）还是“因长年跋涉，身染重病，以致双目失明？”（吾闻《鉴真》）或是“因中暑毒，致使双目失明？”（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什么时候失明的？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要解开这个谜，还必须继续发掘中日双方的有关史料。据陈智超介绍，日本正仓院中现在保存着一张《鉴真书状》，据说是鉴真的借书条。借书条上的书法为唐人风格，值得注意的是，书法字迹端正整齐，并有涂改重写的地方，而且位置竟完全与原字相合，

　　

　　这是一个盲人所能做得到的吗？如果这张借书条确系鉴真的真迹，那么这倒可作为鉴真眼睛未瞎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