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13世纪下半期偕同父亲尼可罗、叔叔马飞阿东来，回到故乡发了大财，不幸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并由比萨作家鲁思梯谦诺笔录而成《马可。波罗游记》，又叫《东方见闻录》。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确曾到过中国，《游记》记载的情况基本属实。但自马可。波罗生前至今，一直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于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已经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直到19世纪初，德国学者徐而曼仍然认为《游记》是一部冒充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着作。1965年，德国史学家福赫伯在一篇报告中说，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解决的问题。一些可疑之点如襄阳献新炮法、扬州做了三年官等等，“这一切都使人对波罗一家曾长期住过中国一说发生怀疑”。

　　

　　1982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克雷格。克鲁纳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又加上一个大问号。克鲁纳斯认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访问过中国”，他可能看到过某种波斯“导游手册“，再加上个人的道听途说，因而成书，《游记》是波罗与鲁思梯谦诺合作的一场”克里空“。其根据有四条：第一，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条可供考证的关于波罗的史料；第二，书中很多地方充满着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灰茫茫的一片，对蒙古皇帝家谱说得含混不清，很不准确；第三，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的重大发明印刷术，书中都没提到；第四，他写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波罗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但是，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1941年，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了一篇与马可。波罗有关的史料，史料提及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书阿难答等上书说“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云云，所提三位使者名字和《游记》中所讲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相同，从而确定波罗一行于1291年离开中国。这一发现为学者所推崇，向达称它为游记的真实性问题和年月问题提供了“极其可靠的证据”。法国学者伯希和从伊利汗国史书《伊利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找到类似资料，结论和杨教授不谋而合。克鲁纳斯文章在《泰晤士报》发表后，杨志玖又着文（见《环球》1982年第10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力驳其说，把他的每个证据都检查了一遍，说这些情况虽然基本属实，但推不出波罗没到过中国的结论。第一，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到目前为止的确没有发现直接记载波罗的史料，但有间接资料，上引《永乐大典》便是；第二，波罗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没受过高深的教育，着书环境在监狱里，没什么图书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是同狱难友记录的，能达到我们看到的水平，已是很不简单了；第三，他可能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同样，他不认识汉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汉字书法和印刷术；第四，书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语或蒙古、突厥语表达，说明他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触汉人，不识汉字，因而中国地名多用那种拼法。

　　

　　另外，也有人认为，波罗只到过大都（今北京市），对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从大都听来的。说他到过大都，也就是承认他到过中国。几种观点并存，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于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没有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就在于揭示襄阳献新炮法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