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陕西等地出土一批唐代墓室壁画。乾陵陪葬墓中的永泰公主墓中壁画，描绘了后宫的生活场景，塑造了大量的宫女形象。懿德太子墓中壁画，描绘了城阙、仪仗、车马、棨戟、宫人以及伎乐、供奉等宫中生活场面；章怀太子墓中，绘制有50多组壁画，表现了出行、仪仗、马球、客使、侍女及宫内生活等大量帝王生活场面。这些壁画不仅大大丰富了唐代绘画的内容，同时也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

　　

　　章怀太子李贤为高宗李治的次子，系武则天所生，并一度立为太子监理国政，后被猜忌诬陷，于永隆元年废为庶人迁于巴州，文明元年（公元684 年）被迫自杀，葬于巴州之化城县境（今四川巴中）。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棺柩由巴州迁回，以雍王身份陪葬于乾陵，景云二年（公元711 年）

　　

　　追封为章怀太子。章怀太子墓道东西壁均绘有《客使图》，其中以东壁《客使图》尤为突出，是唐墓壁画中之精品。

　　

　　东壁《客使图》画有三个外国使者，第一人圆脸无须，戴皮帽，穿圆领灰长袍，外披披风，皮裤，黄皮靴；第二人椭圆脸，须眉清晰，头戴尖顶羽毛帽，穿大红领白色长袍，足登黄靴；第三人圆脸光头，浓眉高鼻，深目大嘴，身穿翻领紫袍，登黑皮靴。在他们前面有三位身穿礼服，雍容文雅的唐朝引导官员，他们服装一致，上身穿着袖子宽肥的红色上衣，上衣的领口、袖口都镶有黑色的宽边。上衣领口里，露出了里边白色纱单衣的领沿。下身穿着白色的长裙下裳，长裙外面，还系有一条白色的裙裳。裙裳下摆加缀有黑色的裙裾，裙裾上被精心地做出了无数细小的折裥。他们的腰间束有宽革带，腹前悬垂一条窄长的蔽膝，腰后拖垂着长及地面的彩色菱纹绶带，足着黑色笏头舄。他们的头上戴着黑色介帻，外罩黑纱制的武弁大冠。

　　

　　对这幅非常写实的《客使图》，表明的是什么情节，学术界意见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二说。

　　

　　有的学者认为《客使图》是描绘李贤丧礼中前来谒陵吊唁的蕃邦客使，和昭陵北司马门内有诸蕃君长14人石像、乾陵朱雀门内神道两旁原刻酋长61人石像为同一性质。壁画绘于墓内，石像则雕于陵园。

　　

　　当时，李唐的婚祭丧葬大礼，均有客使参加，他们在这些典礼中所站的位置均有规定，这点在《新唐书》的《礼乐志》中记载得非常清楚。从皇帝谒陵仪式看，客使与百官、行从、宗室均一同前往。至陵园寝宫后，“百官、行从、宗室、客使位于神道左右”，或分方序立于大次（皇帝休息处）前。

　　

　　在皇帝谒陵时，“行事官及宗室亲五等、诸亲三等以上并客使之当陪位者就位”，陪同皇帝谒陵。章怀太子墓内所绘的《客使图》，客使均立于墓道左右，且面向墓室作行进状，与谒陵典礼所规定的仪式相仿。故就其性质而言，当为谒陵吊唁的蕃邦客使。今之美术史论着述多从此说。

　　

　　近年来，也有的学者认为《客使图》所表现的不是谒陵吊唁，而是反映死者健在时的活动场景。

　　

　　唐代典章中关于服装有明确的规定，唐代官员有四种官服，即冕服，朝服、公服、常服。《旧唐书。舆服志》：“朝服：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领、襈补、裙、白裙襦、革带、钩觾、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剑、佩、绶。一品以下，五品以上，陪祭、朝、拜表大事则服之。”画面上导引官员的服饰与文献记载一致。这些接待外宾客使的官员身穿五品以上的朝服，头戴武弁大冠。根据唐代文献对官员职司的记载，可以判定这几位朝服整肃的官员应是门下省的侍中与侍郎，官品在正二品、正三品几级。唐代典章，在丧葬大礼中，帝王和官员们都要穿素服，即白色的衣裙，素袜、戴黑介帻，穿黑履。而画面上的官员穿红上衣，戴绶带蔽膝等饰物，且面容平和，毫无悲痛之感情，不像在丧礼中的情貌。

　　

　　墓室中的壁画，实际上是对人间生活的写实描绘，反映死者健在时的活动场景。同在墓道中的《出行图》、《马球图》、《仪仗图》都是生前的活动写照，怎么可能在它们中间扦入一幅吊唁死者场景的图画呢？所以《客使图》所表现的，应该是门下省官员劳问朝见的蕃邦使节，引领他们去拜见帝王的场面。藉此表示章怀太子曾经参予处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生涯，以追慰这位被武则天流放巴州、被迫自杀的监国太子。

　　

　　上述二说，均不无根据。笔者以为后一说更具说服力。《客使图》到底描绘的是哪一情节？也还需要进一步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