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的散曲作品中，若以现实性和思想性而论，作于元朝后期的套曲《上高监司》可以说是代表作。

　　

　　这套散曲以沉郁的笔调描写了当时灾民的悲惨遭遇，而且愤怒地斥责了富豪大商趁火打劫的罪行，展现了元代社会严重的阶级压榨，其中的［滚绣球］这样写道：“偷宰了阔角牛，盗斫了些大叶桑，遭时疫无棺活葬，贱卖了些家业田庄。嫡亲儿共女，等闲参与商、痛分离是何情况！乳哺儿没人要撇入长江。那里取厨中剩饭杯中酒，看了些河里孩儿岸上娘，不由我不哽咽悲伤。”

　　

　　对于这部散曲的成就，似乎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而且这部散曲是写给当时的江西道廉访使高纳麟，也是确切无疑的。但是这部作品究竟谁是作者，长期以来却始终没有定论。

　　

　　最早辑入这首套曲的散曲总集《乐府新编阳春白雪》着录下两个刘时中：前集卷三所收《上高监司》曲下，署为“古洪刘时中”作。古洪指今天的江西省南昌附近地区，一般认为刘时中为南昌人。可是，在前集卷三［殿前欢］、后集卷一［四块玉］诸曲，亦署名刘逋斋。又注云：“时中号逋斋，翰林学士。”这个做过翰林学士的人，据考订则是山西省石州宁乡人，又名刘致。

　　

　　到底“古洪刘时中”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还是人们把曾在江西任官的刘致误说成“古洪刘时中”，这就产生了一个疑团。

　　

　　进入现代以后，《上高监司》套曲的思想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随之而来，它的作者问题也就被提了出来。

　　

　　最初阶段，刘致创作说占统治地位，郑振译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均只介绍刘致，把《阳春白雪》中属于刘致的60余首小令和“古洪刘时中”的两首套曲统统置于刘致名下，而对“古洪刘时中”，只字不提。

　　

　　6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有人开始把两个刘时中混为一谈，如隋树森编《金元散曲》说“时中号逋斋，古洪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持这说。后来又有人趋于承认两个刘时中，以现有小令归刘致，现存套曲归“古洪刘时中”。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注释中说：“元曲家有两个刘时中，现存小令作者为石州宁乡（山西平阳县）人，因父任广州怀集令，流寓长沙。大德二年为翰林学士姚燧所知赏，被荐为湖南宪府吏，后任永新州判、翰林待制、浙江行省都事等职。现存套数（曲）作者为南昌人，以其《代马诉冤》套曲来看，可推知为落魄文人。”

　　

　　近年来，《上高监司》套曲的作者是谁的争论再度兴起。分歧双方相互间论辩驳难的激烈程度远胜于前，而且在论据上也比过去要充分得多。其中孟繁仁力主刘致创作说，并从作品的内容出发，提出了四条判断标准：一、散曲作于上距发行楮币60年左右；二、当时江西正发生一场旱灾；三、有一位出自相门之后又做了宰相的高姓监司主持了赈灾工作；四、当时曾爆发过一次“红巾起义”。根据这些标准，孟繁仁推断套曲作于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理由是正值中统元年始行钞法后57年，与60年之数相近；又据《元史》记载，延佑二年五月，南昌附近曾遭旱灾侵袭，符合曲中“去年时正插秧……旱魅生四野灾伤“的说法；高监司指当时正在江南诸道行御台做侍御史的高昉，他的祖上曾仕金为太师，他本人也于延佑三年冬十月被召为”中书参知政事“，四年升中书左丞，五年升中书右丞，与套曲所说完全吻合；至于”红巾“起义事，系指延佑二年七月至九月发生的蔡九五起义。孟繁仁的这个解释虽说很全面，但也有不妥之处，如一、蔡九五起义史书上并无与”红巾“有关的记载；二、刘致虽然当时健在，但据有的学者考证，他并不在江西。

　　

　　因而也有人坚持南昌刘时中创作说，孔繁信认为套曲作于至正十四年，因为此时红巾军已经起义，而且曾经在黄河流域被元军击败，首领韩山童被捕遇害，切合套曲“这红巾合命殂”的曲辞；至正十年（1350年）江西诸地也发生过严重旱灾；若以至元年间实行钞法算起，当时恰好60年多一点；那位在江西赈灾的高监司，他认为是至正十二年“复拜南台御史兼太尉，总制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军马”的高纳麟，而刘致在这时早已死去。孔繁信说法较为严密，但是也有漏洞之处，套曲中云：“相门出相前人奖，官上加官后代昌。”查高纳麟祖系和本人仕历，都未高居相位。

　　

　　看来，以上两家说法均有道理，也都有难以自圆的地方，《上高监司》的作者究竟是谁？以及高监司是何人？这篇作品作于何时？这一系列谜仍有待于人们用更新的、更为确凿的材料来作出圆满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