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是一种很普通的常绿木质长秆植物，因其用途广泛而深受我国人民尤其是南方人民的喜爱。奇怪的是，这一平常的植物居然也颇得中国封建士大夫的青睐。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丹青妙手喜欢咏竹、画竹，把它与“梅兄松叟”并誉为“岁寒三友”。爱竹，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文化心理表现。从历史上看，爱竹最甚的士大夫大概要数东晋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了。《晋书。王徽之传》及《世说新语。简傲》载：“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便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

　　

　　好奇者要问：士大夫为什么偏爱竹？现成的解释是，“竹之一物，为植物中最高尚之品，虚心、直节，……凌霜傲雪，无朝华夕瘁之态”，（《三希堂画宝。竹谱序》）所谓“未曾出土便有节，纵使凌云仍虚心”。因为竹被目为“清高”的象征，所以士大夫们好以竹自诩。这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之正确性是否可以打个问号呢？回答是肯定的。如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上有卓越贡献的已故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曾提出过怀疑。陈先生以为魏晋

　　

　　南北朝士大夫爱竹，“疑不仅高人逸志，或亦与宗教信仰有关”（见《金明馆丛稿初编》）。这里的宗教是指“天师道”，即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

　　

　　陈先生的质疑并非无根之谈。魏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开创时期，当时不少士大夫都信奉天师道，天师道对竹极为崇拜，认为是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灵草”。南朝梁代陶弘景的《真诰》中讲：“竹者为北机上精，受气于玄轩之宿也。所以圆虚内鲜，重阴含素。亦皆植根敷实，结繁众多矣”。就天师道信仰者来说，竹的神秘力量在于能送子和延寿。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为会稽王时，求子心切，有道士对他说：“公试可种竹于内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尔乃天感机神，大致继嗣，孕既保全，诞亦寿考。微着之兴，常守利贞。此玄人之秘规，行之者甚验。”（见《真诰。甄命授》）这里所说的实际是我国原始宗教巫术的一种“交感”迷信，即人们通过对某一自然物的模仿或接触等，就可以获得类似这一自然物属性等的报应。道教本源于巫术，因此，把巫术的某些内容保留下来是不足为怪的。对某种植物的崇拜是巫术的内容之一，如对桃树的迷信：古人认为桃树有压邪的神力，所以元旦要用长约七八寸对剖的桃木写上“神荼”、“郁垒”

　　

　　二神名，悬挂于大门的两侧（即“桃符”）。这一迷信以后成为习俗，演变成今天人人都知道的春联。

　　

　　魏晋南北朝时期把竹视为“灵物”的记载并不独见于《真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提到：“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有才武，遂雄夷狄，氏竹为姓，所破竹于野成林，今王祠竹林是也。”这是记载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说，说明在少数民族中也有这种崇拜竹的现象。

　　

　　又《太平御览。竹部》记南朝齐代皇族萧子罕，因“母常寝疾，子罕昼夜祈祷于时，以竹为灯，缵造夜北，缵宿，其枝叶大茂，咸以为孝感所致”。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的话，可以找到对竹的神秘力量崇拜现象之滥觞。《诗经。小雅。斯干》中有这样的诗句：“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斯干》相传是周宣王建造宫室时所唱的诗，这里就把松竹茂盛比作家族兴旺。

　　

　　诗的最后还提到占卜生男还是生女的事，“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弄璋”、“弄瓦”以后就成了生男、生女的代名词。

　　

　　假若我们把时间往后移的话，同样也能发现这种意识的残迹。如清人的画竹图中，画一竹根名以“祝寿图”，画几枝竹笋题曰“子孙荣倮”、“龙孙孝善”等。（三希堂画宝。竹谱》）

　　

　　总之，封建士大夫爱竹的最初背景，并不见得就是竹的“清高”。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远未廓清，其中的许多环节由于年深历久而变得模糊难辨，它的整个演变过程就目前来看尚难把握。这里仅是从陈寅恪先生提供的线索中发掘一下，把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谜提出来，以期博识君子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