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迄今流传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儒家的主要经典。它总共有1.8 万余字，记载了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为后代编年史的滥觞，在中国史学史、经学史、文化史上均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人们谈论《春秋》，往往提到孔子。《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孔子和《春秋》是什么关系？历来学者争论不休。

　　

　　一种观点是，《春秋》为孔子所作。这是自古至今的一种传统说法，最早由孟子提出来。孟子认为，春秋时期社会动乱，邪说暴行屡屡出现，有臣下杀君主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膝文公下》）司马迁同意这种说法，并说孔子为作《春秋》曾去过东周，参阅王室所藏的图书，然后“因史记，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以后历代学者多循此说。现代也有学者指出，孔子从大量历史资料中，精密提炼，将春秋错综复杂的史事，写成一部句句严谨，一字之间都成褒贬的十分简练的《春秋》。还指出，孔子之所以着《春秋》，原因之一是内乱。由于当时社会处于动荡变革之中，旧的尊卑上下统治秩序被打乱，孔子就着《春秋》以正名分，给诸侯、大夫以严正的褒贬，从心理上来箝制他们，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复周的政治权力。

　　

　　原因之二是外患。当时不同种族纷纷进入周王朝统治区域，种族矛盾也就特别尖锐，因而孔子着《春秋》是在“尊周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还有学者提出，孔子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膝文公下》）如果孔子没有作《春秋》，显然不会为《春秋》承担责任。

　　

　　另有一种观点，《春秋》非孔子所作，但经过孔子整理。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他为了讲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孔子对它们，尽管有删节，但态度是“信而好古”，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来的史事内容和表达风格。

　　

　　也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是根据鲁国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官的记载，加以修改，编写成一部简要的史书。《春秋》中的一些字句不过是沿用以前史官的写法，并非孔子的创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根本没有着作或删订《春秋》。“五四”以后，钱玄同力倡此说。他认为，孔子和“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无关，前人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或者“流水帐簿”是确切评价。还有学者指出，《春秋》原是朝报邸抄一类的原始记录。《礼记。坊记》及《韩非子》引述鲁《春秋》共有四条，皆与今《春秋》同，可见今《春秋》即鲁《春秋》，其间并无孔子笔削的痕迹。《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但在长期转写流传中，也难免没有一点改动。《论语》载孔子生平言行甚详，其中论《诗经》的最多，对于《春秋》却一字未提。孔子时代《春秋》还是鲁国秘藏的国史，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这本秘藏的国史进行笔削。有的学者则根据《春秋》记载孔子生年和卒年，认为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他不会自称“孔子”，又不能预知自己该什么时候死。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只是孔子曾经把《春秋》作为教材。而且，经孔子一用，《春秋》便逐渐流传到了民间，以后再由孔门弟子一代一代地传述下去。《春秋》并非成于一时或出于一人，而是鲁国史官们在两百多年时间里接续编纂，从而出现了一些前后笔调不尽一致的地方。

　　

　　鉴于孔子和《春秋》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搞清楚孔子与《春秋》究竟有什么关系，将有助于学术史上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