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山海经》以“怪”出名。其中的怪事、怪物吸引和激发了无数学者的兴趣和想象。然而，这部怪书是怎样一部书，各家的观点却很不一致。

　　

　　《山海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但司马迁认为它荒诞不经、不登大雅之堂，“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因此对它没有什么说明。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山海经》，将它公之于世，以为是大禹、伯益治理洪水时所记。班固依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列在“数术略”中探究地域、人、物等形状以判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之首，这是对《山海经》性质的最早说明。东汉王景治水，明帝赐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山海经》被视为实用的地理书。到《隋书。经籍志》，《山海经》被冠于“地理类”之首，以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都把它归属地理书。很长一段时间，《山海经》是地理书似乎成了定论。

　　

　　但到了明代，胡应麟提出了异议。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他的见解自有高明处，然而还没说出此书的确切性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山海经》定为“小说”，认为它是“小说之最古者”。这里所指的“小说”，是中国古代广义的小说，非今日所讲的小说。除了把《山海经》归入形法、地理、语怪、小说之类，道教徒又把《山海经》看作黄老之言，收入《道藏》。

　　

　　本世纪初以来，学者们开始用新眼光考察《山海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提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茅盾则从神话学角度指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鲁迅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许多学者所接受。目前，学术界对《山海经》性质的看法主要有二：其一认为它是一部巫觋、方士之书，是古人行施巫术的参考书。持这一见解的人认为，虽然它记述了山川、异域，但多系传闻之辞，很难考实，而且它并非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可视为实用的地理书。它虽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本身毕竟不能算是小说作品。其二是坚持《山海经》是地理书这一传统观点。有的人还断言，《山海经》是“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持这派看法的大多是历史地理学家。而既是历史地理学家又精通古代宗教和神话的顾颉刚，则指出“这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试图在巫书和地理书之间得到一种兼顾。

　　

　　《山海经》的作者虽然西汉刘秀（歆）题为尧、舜之际禹、益所记，东汉王充也这样认为，但实在离事实太远。书中分明记载了禹、益以后的很多事，又称“禹父”，引“禹言”，提及秦汉郡县的地名，谈到铁。对此，隋朝颜之推用“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来解释，但羼入如此多的段落，也讲不通。现在一般以为《山海经》虽不是禹、益所作，但其材料来源必定很早，开始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益演变，最后才写成文字。而且此书不是成于一手，不是作于一时，也不是出于一地。有的学者分篇目来判断成书的时间、地点和作者，并基本确定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初至汉初这一段时间，但离问题的解决还有很大距离。还有人认为《山海经》是根据图画记述的。早在南宋，朱熹就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后来明代的胡应麟、杨慎，清代的毕沅也都认为《山海经》是《山海图》的文字说明。根据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绘制山川地图的记载，证以1973年马王堆墓出土的地形图，推测《山海经》成书时有一种图画绘载山川道里、神人异物，是可能的。《山海经》里的一些文字也确实象是图画的说明。但是，整部《山海经》都是图画的文字说明，还是只有一部分，意见也不一致。

　　

　　我们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绘制的插图。陶渊明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但陶所说的山海图早已亡佚，不可考其绘自何时。又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按古图书而定昆仑山，这古图书就包括《山海经》，那么其时应有一部《山海经图》。但这套图是否就是最初的山海图呢？或者汉时有一套山海图，而《山海经》成书时还有一套？这又是存疑的。（潇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