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叫做“十二地支”。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众所周知的“干支纪法”。据现有文献资料可知，我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二月己已起，连续用干支纪日，一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止，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纪日资料。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干支纪日法在殷商时代已普遍流行，并已有类似日历的《干支表》出现。（见《殷虚书契前编》三卷二叶四片）在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按六十甲子的次序来纪年开始成为定制而施行，这种干支纪年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此外，“干支”在我国古代还曾被用来纪月、纪时等。

　　

　　干支和干支纪法是谁创造的呢？《世本》说：“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尚书正义》解释说：“二人皆黄帝之臣，盖自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对这大桡创造干支的传说，人们多不以为信。因此，干支起源问题便成了一个谜，于是有人认为：“干支和干支纪法究竟最先出于何处？看来是很雄得出结论的。”（唐汉良《谈天干地支》）

　　

　　早年，梁启超在《国文语原解》中认为“天干”“地支”这22字颇为“奇异复杂而不可思议”，所以，许慎《说文解字》对这些字义的训释最为牵强附会，不达本义。他在文中引用了丹徒马氏良对“干支”的意见。马氏良认为：“干支”22字“与欧洲通用之罗马字母同物，腓尼西亚及希腊文，皆22母，其数与此正同”。他把“干支”与罗马、腓尼西亚（腓尼基）和希腊文的字母等同起来看待，并从字形和读音上指出了彼此间的联系。如“甲”篆文字j，与罗马文的A和希腊文的Φ在字形上都相近，在读音上，粤语的“甲”音也与A相似。其他如乙、丙、丁、申等字的古篆体写法与罗马的I、B、T、S在字形和读音两方面皆相类似。对于马氏良的解释，梁启超表示不赞同。他认为中西自古以来的字形与读音、方言屡经变迁，“若从两方面尽搜罗其异形异音而校合之，安此二十二文，非即腓尼西亚之二十二母乎？”并讥马说为“空前之新发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

　　

　　郭沫若在1929年所着《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一书中，对“天干”和“地支”等有关问题，旁征博引，详加考释。郭沫若认为，自汉以来，人们对干支的种种解释，都是望文生义的臆测，从古文字和神话传说的角度来看，“十天干”纯属于十进位记数法的自然发生，其中多半是由殷人所创制的。

　　

　　这些字既无神秘的意味，也没外来的痕迹。（见《沫若文集》第14卷）对于“十二地支”，郭老则认为起源于古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天文学把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路径——黄道分为十二宫，而我国古代则把周天分为十二辰，并用十二地支来命名。郭老把十二辰与十二宫互相比较后，主张中国的十二辰和十二地支都是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官演变而来的，其传人中国的途径，郭老推测也许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或许“商室本发源于东方，其星历知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沫若文集》第14卷）

　　

　　从我国上古的夏代帝王世系中可以看到，“十干”中的字已被人用以名号，商代汤王以下的所有帝王的名字中都用到了“十干”，因此，有人认为“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可能已有干支”产生了。此为干支源于中国说，但较含糊。（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1卷）

　　

　　力驳干支外来说的是郑文光所着的《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郑文光认为，各个古老民族相互独立产生的古代天文学体系，虽有相异之处，但在研究共同的对象中也必然会有相似的地方，所以，“猜测我国的干支法来自巴比伦”是不科学的。他进一步考证认为“十天干”起源于我国古代羲和“生十日”的神话传说，是十进位法概念在记时中的反映。他根据郭沫若的甲、乙、丙、丁为“鱼身之物”；戊、己、庚、辛、壬、癸是武器的考释意见，认为“天干”产生于渔猎时代的原始社会。至于“十二地支”，郑文光认为它是由常羲“生月十有二”的神话传说演变而来的，产生于殷商之前，并又演变为十二辰。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日月出没的时间认识。他强调指出，十二支主要是描绘了“十二个朔望月中的新月始见时（古代称为”胐“，即初三）其附近的星座”。按顺序把十二支的甲骨文字形与新月所在天区的星象比较后，郑文光认为，子与猎户座等相应的两者在形态图案上，都有相似之处。可见十二支的产生与观察天象有重要的联系。

　　

　　他还指出，“十二支宜乎是夏人的创作”，因为亥是商族先祖的名字，他是个“二首六身”的怪物，当时，日益强大起来的商族已对夏族构成了威胁，所以，夏人故意把商族的先祖——亥贬之为十二支之末。

　　

　　天干和地支究竟产生于何地，源于何事、何物，真是个谜！

　　

　　（黄显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