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年12月18日出生，家乡在湖南省宝庆亲睦乡蒋家冲（今邵东县渡头桥区蒋家冲村），父辈务农，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蔡早年留学日本，返国后，参加编练新军。1911年初至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与同盟会会员多有联络。武昌起义后，与李根源等发动新军起义，初任总指挥和云南军政府都督兼民政长，曾协助贵州和四川独立。民国初年参与组织统一共和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之宗旨”，并对省政有所兴革。   
    袁世凯镇压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开始做起了皇帝梦，要在中国恢复帝制。他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全国人民群起讨伐。其中最早举行大规模武装讨伐的就是云南蔡锷等领导的护国军起义。为了组织和发动这场讨袁的起义斗争，蔡锷与袁世凯斗智斗勇，充分体现了他在处世上的谋略。   
    二次革命期间，蔡锷对交战双方表示中立，还曾拟联合黔桂两省，作为中间人，主张两方停战，凭据法理解决。对蔡锷的这些举动，袁世凯深为忌恨，但他知道蔡锷是个人才，恐其日后有变，就将蔡锷召入北京，名义上作为自己的助手，隔三岔五地将其召入府中，假惺惺地与其商量大政方针。   
    蔡锷明白袁世凯的意图，为了不让袁世凯抓住什么把柄，自从入京以后，他自敛锋芒，每每与袁世凯交谈，故作呆钝，且说自己年轻识浅，阅历不深，除军事上略知一二外，难识大体。   
    袁世凯也是善窥人意，料想只要不放蔡锷出去，在其眼皮底下，总不会怎么的。   
    于是，袁世凯委蔡锷以“重任”，先任将军府将军，再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并选为政院参政。   
    蔡锷不动声色，不管你封什么官、做什么套子，总是随来随受，得了一官，未尝加喜，添了一职，又未尝推辞。这样一来，倒弄得袁世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莫名其妙。   
    一日，袁世凯召蔡锷到总统府，议论恢复帝制一事。蔡锷道：“我原先是赞成共和的，但是二次革命以后，我才知道，这么大的中国没有一个皇帝是统治不住的，我也准备提倡变更国体，现在总统有这个意向，那是太好了，我第一个表示赞成。”   
    狡猾的袁世凯反问道：“你说的当真吗?为什么南京、江西变乱时，你却要做调解人，帮他们讲话呢!”   
    蔡锷立即回答道：“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我远驻云南，离北京太远，长江一带又多是国民党势力范围，恐投鼠忌器，不得不违心地做中间人，还请总统原谅。”   
    蔡锷神色坦然，解释得合情合理，袁世凯听了，拈须点头微笑，唠叨几句，方才送客。   
    待步出总统府，蔡锷才觉得出了一身冷汗。   
    从此以后，蔡锷便主动与那些为帝制摇旗呐喊的大小人物打成一片，成为“知己朋友”，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胡吹瞎扯，宣扬帝制。   
    一天，蔡锷与一帮乌合之众吃饱喝足之后，个个酒后耳热，又谈起帝制。蔡锷便附和道：“共和两字，并非不良，但我国国情人情，却不适合共和。”   
    宣扬帝制的筹安会的大头目杨度立刻应道：“蔡锷兄，你今日方知‘共和’二字的利害吗?”   
    蔡锷不敢怠慢，赶紧道：“俗话说得好：‘事非经过不知难’。杨大人还不肯谅解蔡某人吗?”   
    杨度不甘罢休道：“你是梁启超的高足，他最近做了一篇文章，驳斥帝制，你却来赞成帝制，岂不是背叛教师吗?”   
    蔡锷笑道：“师生也是人各有志。以前杨大人与梁启超同是保皇派的，为什么他驳斥帝制，你偏又办起筹安会?今天依法责我，我倒要问问老兄，谁是谁非?”   
    众人大笑，都说蔡锷言之有理、理直气壮。杨度讨了个没趣。   
    杨度不甘心，红着脸拿出一张纸，递给蔡锷道：“你既然赞成帝制，就应该参加请愿，何不签个大名?”想以此将蔡锷一军。   
    蔡锷接过一看乃是一张请愿书，便爽快道：“我在总统面前已请过愿了，我签个名儿，有何不可?”遂提起毛笔，信手一挥，潇潇洒洒写了“蔡锷”两字，又签好了押，交给杨度。   
    大家见他这般爽宜，都以为蔡锷真是整个脱了胎、换了骨，疑心荡然无存，个个拍手叫好。   
    此时，蔡锷正寻找着虎口脱身的机会。   
    为了能再让袁世凯消除对他的疑心，蔡锷脱掉他那身戎装，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去那妓院寻花问柳。   
    想不到蔡锷在妓院结识了有胆有识的闻名京城的小凤仙。   
    在知书识礼的小凤仙那儿既可排遣忧愁，又可以让袁世凯以为自己一心寻花问柳，心思只在风月场中，以便除去其戒心，所以蔡锷三天两头在小凤仙那儿过宿。   
    为了把戏演得更真，蔡锷特地让小凤仙备了一桌酒菜，邀请了为帝制蹿上跳下的杨度、梁士治、孙硫等袁世凯的爪牙，吃喝戏闹一番。几杯酒过后，蔡锷扬言，要与妻子离婚，娶小凤仙为“妻”。杨度、梁士治对蔡锷深信不疑，以为蔡锷已不再是云南都督时的蔡锷了，纷纷报告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