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对橡木的爱恋，红颜知己放弃名利扶佐邵逸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当年。因为战火，邵氏公司百废待新。邵逸夫有了一种紧迫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邵氏的电影事业，重建影楼、联系院线、每天坚持至少看一部电影。当年，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但为了处理公务，他将其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1952 年的一天夜晚，邵逸夫来到邵氏戏院楼上的夜总会听歌。刚开始的几场表演看得他昏昏欲睡。正准备离去时，主持人说：“下面请红遍南洋的女歌星方逸华小姐演唱。”听了“方逸华”三个字，邵逸夫觉得相当耳熟，他挥手招来侍者问询。侍者告诉他：这位方小姐是最近红遍南洋的歌手，一曲《花月佳期》迷倒一片客人。邵逸夫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曾听过她的唱片，因为十分喜欢她的歌声，便让侍者送上一大束鲜花。

　　

　　演唱结束后，方逸华换上一套素雅的旗袍，专程向邵逸夫道谢。两人来到一间环境清静的酒楼，边吃夜宵边聊天。邵逸夫这才知道，方逸华也是上海人，母亲是老上海滩的“舞国红星”方文霞，比他小了整整24岁。因为家道破败，遗传了母亲的窈窕身姿和美妙歌喉的她17岁就登台谋生，主要在香港高级俱乐部表演。方逸华非常聪明，喜欢的歌听过一遍就朗朗上口、腔圆字正，俏丽的外表加上美丽的歌声，让她的名气越发高涨，而此次，她就是应新加坡演出商的邀请来表演。那一晚，两人交谈甚欢。

　　

　　此后，因为选影片的原因，邵逸夫时常进出香港。每次来港，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到方逸华的夜总会捧场。方逸华对邵逸夫谈起童年在上海的种种趣事，经及在南洋演出的种种见闻。邵逸夫入神地听着，偶尔一阵爽朗的笑声，一句睿智的话语，令方逸华感觉坐在眼前的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电影大亨，而是一位亲切的兄长、一位和蔼的老师和一位幽默的朋友。

　　

　　而随着交往的深入，邵逸夫惊喜地发现方逸华不仅人长得美，歌唱得好，而且颇有见的，更当她视为红颜知己。

　　

　　1955年，已经战领东南亚电影半壁江山的邵逸夫发现：影人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邵氏要想在激烈的影业竞争中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便有意在香港建设“邵氏影城”——而这需要一大笔钱。但他的想法遭到了邵氏在香港主持工作的二哥的强烈反对。对电影业无心恋战二哥写信，希望邵逸夫来港主持邵氏电影业。

　　

　　1957年的初秋，邵逸夫离开了奋斗了30年的南洋，与合作了30年的三哥分手，从狮城来到了香港。这一年邵逸夫正好50岁，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邵逸夫却以万丈雄心进军香港，再图霸业。

　　

　　来到香港之后，邵逸夫做了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情：向方逸华发出了邀请，请她来邵氏兄弟公司工作。

　　

　　当时，方逸华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许多人都她劝她不要离去。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退出了歌坛，退出人们的视线，追寻这个发现她，让她认为值得可以相守、相付一生的男人——邵逸夫。

　　

　　果然，方逸华没有让邵逸夫失望。自从进入邵氏公司之后，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每天是邵氏公司最早一个上班、最后一个离去的人。她从邵氏企业采购部小职员做起，逐渐做遍公司的每个部分，对内调停，对外交际样样精通。方逸华的不辞辛劳和聪明、睿智让她很快成为邵逸夫在事业上的智囊与最得力的助手。

　　

　　1957 年，在方逸华的极力推荐下，邵逸夫动用了100万港币，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终于不负众望，以《江山美人》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之后，邵逸夫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巨片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中国片的狂潮。邵氏电影公司20多年间所摄制的影片达1000 余部，旗下电影院达200家，每天观众大约100万人。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 人，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

　　

　　正当邵氏影业全盛之时，电影受到电视的挑战和威胁。这时方逸华又独具慧眼，建议邵逸夫花了一大笔钱去竞投无线电视的经营权，结果一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从此，奠定了邵逸夫在香港影视界无人可及的“教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