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善良，放弃富贵

　　

　　父亲威廉和母亲芬妮，都有着贵族血统。在英国，他们拥有两处家园：茵幽别墅和恩珀蕾花园。每年夏天，烈日炎炎，他们全家像候鸟一样，马不停蹄地到“茵幽别墅”避暑；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他们住在恩珀蕾花园里。到了春秋季节，全家人就到附近的伦敦探亲访友，忙得不亦乐乎。小弗洛伦斯的童年，是在天堂般的环境中度过。

　　

　　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她的兴奋点，却往往不在小伙伴们身上。她爱骑小马，爱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小鸟们聊天，玩耍。她乐于照看它们。有一次，一只小山雀死了，她用手帕把小鸟包起来，把它埋在花园内的松树下，还竖起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写了墓志铭——

　　

　　可怜的小山雀/你为何死去/你头上的皇冠/是那样美丽//但是现在/你却躺在那里/对我不理不睬/不闻不问

　　

　　从小时候起，她就独来独往，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顽皮。她倔强而执拗，多愁善感，似乎过于早熟。她在满目繁华中孤独地成长。

　　

　　恩珀蕾花园一片繁荣，花园外面却是满目凋敝。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充斥了各个角落。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写道：不管什么时候，我的心中，总放不下那些苦难的人群……

　　

　　1843年7月，正是炎热的季节，南丁格尔一家再度到茵幽别墅消夏避暑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帮助周围的穷人。她不怕肮脏和吃苦，把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因为不少病人缺衣少食，她常常硬要母亲给她一些药品、食物、床单、被褥、衣服等等。她把这些东西用于赈济穷人，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到了应当返回恩珀蕾花园时，弗洛伦斯不愿半途而废，她想留在当地。但是母亲认为，出身贵族的女儿理应在别的事情上有所作为，浪费时间护理那些穷人，简直荒唐无比。父亲和姐姐也都站在母亲一边，弗洛伦斯孤立无助。

　　

　　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非常肮脏而危险的。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样的字眼一向避而不谈，因为都是一些很可怕、很丢脸的事情。由于医疗水平落后，加上国力衰微，战争频繁，在1844年以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由于缺少必要的管理，它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在弗洛伦斯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事，还不是上述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的不佳的名声，和她们那低下的素质。

　　

　　1845年8月，弗洛伦斯同父亲一道，到曼彻斯特去探望生病的祖母。因为祖母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而且缺少照料，她便留在身边护理。很快，祖母的身体大有起色。接着老保姆盖尔太太又病倒了。弗洛伦斯又赶回家里，精心护理病入膏肓的盖尔太太。直到老人临终，弗洛伦斯一直守候床边，没有离开半步。

　　

　　这年秋天，恩珀蕾花园附近农村中瘟疫流行，和当地的牧师一道，弗洛伦斯积极地投入了护理病人的工作。她在一次次地证明着自己，她的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了。在那时，人们都以为护理工作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培训。以前连弗洛伦斯自己也曾认为，只要富有耐心和同情心，就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护理工作的全部。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在她面前痛苦地死去——这位病人服错了药。“她必然是死不瞑目，是那些护理者‘毒死’了她！”这一想法让她大受刺激。她从此知道，护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别无选择，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离恩珀蕾花园几英里处，有一个诊疗所，主治医师富勒先生很有些名气，据说毕业于牛津大学，而且是南丁格尔家的老朋友。于是，弗洛伦斯打算说服父母，给她一段时间，准许她去这个诊疗所学习。恰逢富勒夫妇应约到恩珀蕾花园做客，她就当着父母的面提出拜富勒为师。

　　

　　不料，一场风暴就此爆发了。父亲拂袖而去；母亲则气得发疯，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念头；连姐姐也歇斯底里大声嚷嚷，说妹妹一定是“中了邪”——这不单有失贵族身份，还会把病菌带入家门，害死全家。

　　

　　富勒夫妇感到很难堪。为了安抚南丁格尔夫妇，他们也只好向弗洛伦斯“泼冷水”，劝她放弃自己的想法。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她咬紧牙关，没有屈服。她开始偷偷钻研起医院报告和政府编印的蓝皮书。她还私下给国外的专家（比如普鲁士大使本森夫妇）写信，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并且，还时不时地索求有关巴黎和柏林两市医院情况的调查报告。每天早晨，她至少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当早饭铃声响起，她会迅速收拾书本，若无其事地下楼用餐，看上去规规矩矩，也尽量不提及内心的想法。母亲要她负责储藏室、餐具室和藏衣室的整理工作，她丝毫不敢怠慢。她希望母亲回心转意。她给朋友克拉克小姐写信说：“我不得不做很多家务。那些衣被、玻璃杯、瓷器，已埋到我的下巴了。它们简直是乏味透顶。我也不禁要问自己：‘这就是生活吗？难道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愿意有所作为的人，每天想要做的，就是这些吗？’”

　　

　　她也收到了爱情的橄榄枝。在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将少年犯与成年犯分离，以接受更合理更人性的管教，就是出自他的提议）。理查德对她一见钟情，两人一起谈诗作画，愉快交往。在弗洛伦斯寂寞无助的时候，理查德的数不清的信笺，给过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也曾把理查德称为“我所崇拜的人。”但是，在他求婚时，她考虑良久，却拒绝了他。她给理查德写信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

　　

　　弗洛伦斯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此后，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不过南丁格尔在晚年公开迂曲的表白了自己的性取向，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与英国和普鲁士女性同床的兴奋之情，她还在不少私人书信中赞许自己与女性之间的爱情，欧美专家经过了多年的考究与核实确定了南丁格尔的确有同性恋的倾向，南丁格尔也展示出了自己冲破成规这勇敢的一面。

　　

　　经弗洛伦斯的请求，本森爵士给她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书里介绍了凯撒沃兹在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有关情况。

　　

　　她仔细阅读之后，不由得喜出望外。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里，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她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

　　

　　但她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只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来到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也走在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她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两周以后，她离开时，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

　　

　　当父母、姐姐知道她对护理“贼性不改”，还在私自学医时，个个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她，令她“闭门思过”，不许出家门一步。

　　

　　她与家人冷战数年。时光如飞，在1851年6月8日这一天，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清楚，依靠一味的死守和等待，机会就会白白地从身边溜走。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冲突。我显然是不会获得同情和支持的。我应该就这样坐以待毙吗？绝对不可以！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真正的幸福，要依靠我的努力，他们是决不会恩赐与我的。”这次，她的确是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首先，她以出去散心为借口，去了凯撒沃兹；在那里学了两个星期之后，为了获得更为系统的学习，决定再次去法兰克福。她平静地向家人宣布了她的决定，父亲尚平静，但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这一次，弗洛伦斯丝毫没有退却。她们三人大吵了一通。父亲见劝阻无效，气愤之下，提着猎枪牵着爱犬走出家门。他走后，她们更吵得天昏地暗。母亲甚至想打她耳光，但被她灵巧地躲开了。

　　

　　第二天，弗洛伦斯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利德纳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和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

　　

　　弗洛伦斯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她都学着干，一点儿也不肯落下，甚至连手术护理她也参加。这对她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完全是“有失体统”的事。她明白这一点，但她不在乎。

　　

　　在这段时间里，她往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渴望和家里人重归于好。在32岁生日时，她感谢家人的祝福，还特地给父亲维恩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尽管我的年龄的确不小了，不过我会更加坚持行使我的使命。事实上，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重获自由。我的不幸的青春期已经过去，我并不多么留恋。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为此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将获得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