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松下幸之助还是第一次和这样爽快的商人打交道。这样一来，松下幸之助可以及时收回货款，且不用为销售操心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松下幸之助常向人说，他平生最佩服的人有两个，一是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另一个就是山本武信。这两人教会了他经商之道。尽管，后来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产生过一些矛盾，但山本给松下幸之助的帮助却是他永远难忘的。

　　

　　松下电器从此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当然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1923年9月1日的东京大地震给包括松下电器制造厂在内的许多企业带来巨大的灾难，交易断绝，货款无法收回……但渡过危机，事业总是又有一番新的进展。松下幸之助不断地把新的电器产品推向市场，相继生产出电熨斗、电炉、电热器、真空管和收音机等。他本着“高于他人的质量，低于他人的成本，优于他人的服务”宗旨，在日本国内占据越来越广大的市场。他的工厂多次扩建，并相继收购了一些私人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初，松下电器公司已是拥有8家工厂的着名大企业了。产品有配电线器具、电热器具、收音机和车灯干电池等四大部分，产品项目扩充到200多种；总公司、分公司、营业所及8个工厂的从业人员总共将近1000人了。

　　

　　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养毅被暗杀，从此，日本军人势力越来越大。日本国民在不知不觉中被军国主义引入歧途，而经济方面，却以此为转折点，进入一个空前的迅猛发展时期。

　　

　　1932年是松下幸之助锐意扩充业务的一年。他的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仍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业务空前兴旺，公司也不断地扩大，新建了许多厂房。这时他在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分权组织制度，从研究、开发到制造、销售、宣传，全部严格地实施公司内各组织单位分担业务责任；各部门责任明确，各自有账户，进行独立经济核算。这在当时日本企业界引起许多议论，因为不要说在日本，就是在企业管理先进的美国，也只有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少数几家大公司实施分权组织制度。

　　

　　松下幸之助非常注重树立企业精神，他为公司员工订立了产业报国、正大光明、亲睦合作、奋斗向上、遵守礼节五条精神，统称为“松下精神”。每天早上工作以前要做朝会，公司全体员工在自己的工作地点高声朗诵；举行晚会时，大家合唱公司歌。

　　

　　1932年至1937年是松下电器公司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际，政府公布“国民总动员法”，开始对实业界实行控制，称：“今逢战时，为达到国防之目的，希望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体的力量，拟对人力物力资源，加以统治运用。”

　　

　　战争时期，松下公司为军方生产了一些军需产品，如干电池和军舰上用的无线电收发报装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前期的交战中，日军占优势；及至1943年2月，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场战役使日军转胜为败。之后，盟军加强反攻，节节胜利，日军开始从各个战场一路败下来。由于海军军舰丧失过多，军需生产所需材料严重不足，尤其是钢铁成为主要紧缺物资，松下公司奉命设立松下造船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制造木船。后来又造飞机，机身也是木制的。这时，已经是1945年春天了。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列岛，实行军事管制。由于松下公司在战争期间设立了许多子公司，俨然是个大财团，美军当局将它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一样看待，并列为财阀家庭，加以严格限制。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不论公司历史还是其事业内容，松下与其它三大财团都有天壤之别。他向美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准备一份洋洋5000页的英文说明书，亲自前往东京交涉。

　　

　　这是一场挽救企业命运的艰苦的马拉松长跑，整整4年中，他无休无止地撰写文件，答复美军当局提出的疑问；一次次搭乘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奔波于东京和大阪之问。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美军当局最后的决定仍是要松下幸之助辞职。不仅如此，下属的子公司，因在战时制造重要军需物品，凡常务董事以上职位的人都一律解职，并不准上诉抗议。

　　

　　眼看山穷水尽，可是突然峰回路转，刚刚成立的日本工会发起了支持松下幸之助的运动，要求美军当局取消对松下幸之助的解职处分，工人们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连幸之助本人也感到突兀。

　　

　　其实，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但同时也保护了总经理。他们认为，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团的主持人解职并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而松下公司则完全不同，失掉松下幸之助，全体员工的生活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日本全国松下电器公司的代理店老板们也加入了工会发起的请愿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占领军方面派主管官员到松下电器公司的工厂视察，并和松下幸之助会谈，官员非常赞赏他的企业经营理论。

　　

　　1个多月后，当局又对他进行一次资格审查，然后下令将松下幸之助的处分由甲级改为乙级。第二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审查，批准撤销对松下幸之助和其他高级职员的解职处分。

　　

　　可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对于企业的种种限制也还仍然有效。当时日本正值通货膨胀，资源缺乏，而工会团体又发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松下电器公司继续急速滑向衰落。1948年年底，松下公司竟到了发不出卫分钱年终奖的地步。

　　

　　工人们大批地辞职或自愿退休，到1949年，公司只剩下一半员工。业务极其困难，公司拖欠的税款数额之大，占日本第一位。松下幸之助本人也只拿普通工务人员的工资。战争后期生产木体船和木制飞机时的巨额资金，当时按军方要求是由松下幸之助向银行借贷的，战争结束，谁认他的账？因此，松下幸之助成了全国负债最多的一个人。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松下幸之助创立了“PHP研究所”，倡导一种以重新创建日本繁荣复兴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并创刊“PHP杂志”，他本人每期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对民主、劳资关系、税收及教育诸方面的理解，以期唤起日本人民重建生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