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汤蒂因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市民之家，她父亲给她取名叫汤凤宝，希冀女儿将来能成为凤中之凤。1周岁的时候，她被过继给邻居沈文元家，沈家膝下无子，当即给她改名为“招弟”。上学读书略通文墨后，她觉得“招弟”这个名字太俗，就恳请一位有学问的老中医为她改个名字。老中医问清她是12月出生的，便不假思索地说：
　　
　　“小姑娘，那你就叫汤萼吧！”
　　
　　老中医说：“‘萼’就是梅花的蒂，希望你经得起摔打，受得住苦寒，就像梅花那样，总在寒冬腊月绽放，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铮铮风骨来……”
　　
　　好像冥冥中真的有种力量要验证老中医的预言，小汤萼亦即后来的汤蒂因在人生道路上果然屡经风雪，她也果然如寒梅一般，经风霜而不凋。
　　
　　她所遭遇的第一场风雪，是由父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带来的。她和哥哥汤锡蒙，本是同胞兄妹，又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两人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尤其表现在读书受教育上。哥哥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且砸锅卖铁也要送他上大学。对汤萼却不同了，父亲常说一个女孩家，读再多的书，都是别人家的，因此只要能认几个字，会记几笔流水账已经足够了。
　　
　　在小学认认真真读了6年，转眼毕业了，汤萼在全班考了第二名。她拿着比哥哥优异的成绩单，兴冲冲地送给父母看，并准备提出考务本女中。谁知父母对她的好成绩均不屑一顾，而且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给她泼来一盆凉水：“女小囡还读啥中学？家里有多少事等着你！”就在哥哥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的时候，她被母亲叫上了阁楼，开始学习做针线活儿、管事务。对这些毫无兴趣的她，这时就满腹心酸地想：同是父母所生，为什么我和哥哥不能得到平等待遇？难道生为女人，天生就没有受教育和闯天下的权利？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
　　
　　汤萼丝毫没有因为被困在小阁楼上而甘向命运屈服。父亲是报贩出身，他对买书买报诸如买《儿童世界》、《小朋友》和《小说月报》这样一类杂志，从来就不吝啬。这为小小年纪就被困在家里的汤萼，打开了一扇无形的窗口，并促使她从心底渐渐萌动了这样的念头：“‘五·四’运动的狂飙早已过去，大人们拖在脑后的辫子也早已剪掉……但是反封建的浪潮汹涌过一阵后又似乎平复了，我依然生活在浓重的封建气氛中。我虽然是一只小小的蓬雀，但有一对翅膀，望着辽阔的长空，我多么想飞啊！”
　　
　　几个月过去，想飞的汤萼，终于透过她家那扇小阁楼的窗口，看见了一块可供自己飞翔的蓝天。
　　
　　这天的上海《新闻报》刚刚送到，汤萼照样像往常那样抢着打开报纸，寻找每天必读的《啼笑姻缘》连载。但这次连载小说还未看完，另一行文字却鬼使神差地跳入了她的眼帘。这是广告栏里的一则由“益新教育用品社”刊出的招收女店员的广告，广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益新教育用品社需要招收女店员5名，条件必须是初中毕业。
　　
　　逐字逐句地看完这则广告，汤萼心潮起伏，想入非非：“啊，小学生能考吗？我早就想‘飞’了，现在有了‘飞’的机会，绝不能轻易放弃！”而此时此刻，报纸上每天连载的曾让她着迷的《啼笑姻缘》，却早已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轻轻一闪念，几乎决定着一生命运的机遇，就在这时被汤萼紧紧抓住了。她当即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地址，以十分虔诚的心情，给益新教育用品社写了一封恳切的信，信中希望能给她一次哪怕是试一试的机会。
　　
　　回信很快来了，同意她去应考！考试结果，汤萼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了，刚满14岁的汤萼，第一次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汤萼就被分配在金笔柜台，她当时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一分配，竟然让她从此和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她所能想到的，只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溜儿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几十种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金笔的性能、特点和价格，以便迅速、准确地找到顾客所需要的商品。
　　
　　3个月后，汤萼在柜台上已能应付自如，她不仅对柜台里的金笔价格和性能烂熟于心，而且能视顾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们满意的建议，让每个顾客都高高兴兴地来，又高高兴兴地走。这样她和顾客便渐渐地熟了，与他们慢慢地交上朋友。窄些热心的顾客到店里来，有时什么也不买，仅仅是为了来看她一眼。店里回头客的增多，使金笔的销量急剧上升，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并开始对她另眼相看。
　　
　　当时中国的金笔制造业，还是门十分年轻幼稚的工业，就连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上海，也只有10多年的生产历史。因此陈列在柜台上的国产金笔，只有先后问世的关勒铭、金星和华旱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品种，而且工艺和式样都无法同舶来品相比。
　　
　　汤萼一来到益新教育用品社，就听行家们介绍说，中国的金笔制造业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的疯狂排斥。最早垄断国内市场的是日本货，这些几乎是随同“九·一八”践踏我国东三省的日本皮靴一道拥进来的金笔，因价格低廉，每支只售二三角，远远低于国产的成本，所以很快占领了我国的市场。紧接着，美国的“康克今”、“华脱门”、“爱弗释”、“犀飞利”和“派克”等老牌金笔又蜂拥而至，铺天盖地地雄踞于上海十里洋场。此时上海各大文具商店、书店，特别是着名的“永安百货”、“先施百货”、“新新百货”等大公司，往往只经销一种或两种以上的进口金笔，国产金笔却被拒之于柜台之外。
　　
　　有这样一件事情，让汤等在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创立以后闻名全国的金星金笔厂的老板周子柏，为了让自己的金星金笔打入永安这样的大公司，不惜采用一条苦肉计。他先是派人不断拥到永安公司柜台上去询问“有没有金星笔？”然后再托人向永安公司的金笔柜长、进货部长送礼说情，请求他们试销。如此好一番周折，永安公司才终于答应采取“寄售”方式销销看，但要等到货卖出后才算成交。如果一个星期内无人问津，货物全部退回。周子柏把货送进永安公司后，每天派厂里和家里的人装扮成专买金星笔的顾客，一支一支地把寄售的笔再买回来，造成金星笔大有销路的假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总算在“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打开了一线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