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是《牡丹亭》中杜丽娘着名的唱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故事，并非仅仅属于《牡丹亭》。它的一位读者俞二娘，也超越了生死，“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作者、观众和戏剧以最奇妙的方式相遇了。

　　

　　从明万历年间的原创版，到2004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经上演了四百余年，汤显祖娓娓描述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俞二娘。用眼下的流行语来说，她是一位“超级粉丝”，当今的追星族与她相比无不逊色。

　　

　　有一条为昆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记录在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里：“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临终前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

　　

　　汤显祖得知消息后，挥笔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汤显祖与俞二娘在生活中无缘相识，却可以在剧中相遇

　　

　　汤显祖逝世后150年，与他同为江西人的蒋士铨，写了一部《临川梦》。据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记载，这部以剧作家汤显祖为主角的传奇分上下两卷，共20出。传奇中多次出现一个特殊人物——俞二娘。

　　

　　例如第四出《想梦》，写俞二娘耽读《还魂记》（即《牡丹亭》），柳生和杜丽娘竟幻影现身。第十出《殉梦》，写俞二娘读《还魂记》断肠而死（这恐怕源于张大复的记载）。可是到了剧本的下卷，故事情节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例如第十五出《寄曲》，写俞二娘死后20多年，她的乳母将俞二娘批点的《还魂记》送到了汤显祖手里。第十六出《访梦》，写俞二娘的亡魂打算拜访汤显祖，以此意诉之释尊。第十九出《说梦》，写汤显祖长子死而归天，与淳于棼、卢生、俞二娘、霍小玉（除俞二娘外均为汤显祖的剧中人）等人在天王前相会，论世事皆梦。最后一出，则写汤显祖在玉茗堂睡觉，睡神引俞二娘的灵魂进入汤显祖的梦中，与之相会。汤显祖感其知己。淳于棼、卢生、霍小玉等人也来见。玉茗花神传天王法旨迎众人入觉华宫。（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王古鲁译，中华书局版）

　　

　　剧作家往往是经由文字和舞台表达思想，与观众交流感情的。然而在这部《临川梦》中，汤显祖与俞二娘不仅超越了剧作家与观众的关系，更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灵魂居然能在梦境中相聚，并进入仙界天庭。显然，这与《牡丹亭》的艺术手法一脉相承。诚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蒋士铨在《临川梦》中丰富的想象力太令人欣赏啦！在现实生活中，汤显祖与俞二娘或许无缘相识，可是在《临川梦》中，他们却有了时间跨度很长的奇特交往，乃至心心相印。这至少传递了两方面的意义：一，在昆曲发祥地的娄江，必然会产生多情善感的女子俞二娘，也必然会与多情善感的剧作家共鸣。《牡丹亭》也只有以昆曲来演出才是最完美的。二，剧作家以上佳的作品赢得观众的心，是天职；能让观众舒展与生俱来的艺术欣赏力，是天意。

　　

　　■《牡丹亭》问世后，立刻遇到了能否用昆山腔演唱的问题，并出现了多个改编本

　　

　　在这里，只想把汤显祖和俞二娘还原为剧作家和观众，并通过那位17岁的娄江女子，分析昆曲的流布形态。

　　

　　有专家考证，《牡丹亭》是汤显祖根据杜丽娘话本和流传在江西南安大庾的女魂恋人故事创作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汤显祖所生活的明万历年间有一段距离，然而在剧作家笔下，杜丽娘和柳梦梅是“当代人”，他们超凡脱俗的爱情际遇，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而剧作家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包括唱词和道白，也是新颖的。所以他在剧本的开场白中写道：“白日消磨断肠句，世间只有情难诉。”在结尾处又说：“唱尽新词欢不见，数声啼鸟上花枝。”

　　

　　剧本问世以后，立即遇到了能否用昆山腔演唱的问题。许多人以昆腔的尺度来衡量它，觉得剧本的曲辞不合规律，腔、板绝不分辨，衬词、衬句凑插乖舛，唱起来会拗折人们的嗓子。当时的着名演员王怡庵评论说：“叠下数十余闲字，着一二正字，作(怎)么度？”(见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

　　

　　作为江西临川人，汤显祖习惯于用宜黄腔、乐平腔、弋阳腔等地方腔调来创作。由于《牡丹亭》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的剧本迅速出现了沈璟、冯梦龙、吕天成、臧懋循、硕园等人的改编本，其中有不少是以方便昆剧演唱和一般人索解而改编的——所有这些改本都不为汤氏承认，他常常坚持要让人们按照原来的剧本演出。汤显祖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明确指出：“《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

　　

　　哪怕当年便有雅俗之争，《牡丹亭》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现代戏”，很能为普通观众所理解。汤显祖在剧本中倾注了自己无限的伤心、无限的感触。每一出戏都充满着凄美的意趣和幽默的色彩，每一个场景交织着沉郁的怨恨和悲凉的情调。正因为如此，《牡丹亭》博得了以俞二娘为代表的无数青年女子的共鸣。

　　

　　■昆曲曾经属于俗文化，文化背景的变化使我们失去了读解它的钥匙

　　

　　从清末起，昆曲逐渐失去了它作为社会娱乐文化主流的群众基础，一蹶不振，至民国以后，更几乎成为绝响。很多人认为，昆曲的衰落是由于它太雅，曲高和必寡，尤其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喜欢一次性消费，这也影响了他们对于艺术的态度。然而，谁承想，昆曲在它的兴盛时代却是隶属于当时的俗文化范畴的？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不仅乐于欣赏，也善于欣赏——俞二娘的例子是再典型不过了。现在人们所责备的昆曲“过雅”，实在是由于社会的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人失去了读解它的钥匙。使用汉语拼音或者外语的人们，难以轻松地理解它所运用的古汉语意蕴，所表达的时代特征。

　　

　　今天，青春版《牡丹亭》进入大学校园，必须给每一句华美绮丽的唱词打上字幕，才能让观众听懂——也许还不是完全听懂。尽管大学生们能得心应手地操作电脑、诵读外语，他们的古文基础，在17岁的娄江女子俞二娘面前却自叹弗如。

　　

　　时代的隔膜，给昆曲带来了致命伤。

　　

　　然而，昆曲所富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又使它具备了传统文化结晶体的品格——这也许正是它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理由。传统昆曲的演出，不仅具备娱乐文化的审美情趣，而且有着延续历史与文化的内在价值。

　　

　　所以，尽管我们的身边不会再出现俞二娘，《牡丹亭》在很多年以后还将继续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