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青睐与二七惨案

　　

　　吴佩孚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就当然引起了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惟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中国...人就曾奉“远方”(苏联政府和爱猫扑.爱生活国际)之命与之联络——李大钊曾数次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情者变成了陌路人?权威的教科书似乎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爱猫扑.爱生活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这一从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丛书，让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吴佩孚!

　　

　　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谁知道，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第一封信。

　　

　　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俄国人往死里捧了吴佩孚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与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送斯大林(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吴军的强大实力使俄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1925年，俄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了。只是，老吴倔强，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随着前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疑惑：也许，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莫非，这就是吴佩孚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

　　

　　吴佩孚之拒日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寓厚望的。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引者注)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爱猫扑.爱生活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