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然辞世

　　

　　1942年5月中旬，备感寂寞和孤独、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终于卧病床褥。他是5月12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后半小时中毒的，再加上严重的高血压病，这次是数病并发。18日清晨，陈独秀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支，便把病情告诉儿子和与松年同在九中执教的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松年与之瑜于是马上请邓仲纯到石墙院诊治。自此一直到病逝的八九天内，曾有好几位医生先后为陈独秀诊治过，邓仲纯更是不离左右。然而，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陈独秀自知行将就木，他垂危的生命形同一道残阳，正急剧坠落。5月25日黄昏，他把潘兰珍、陈松年等亲人叫到了床前。

　　

　　陈独秀那清癯的脸已瘦削不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长约寸许，双眼时闭时睁，嘴唇微微翕动，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微弱。忽然间，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伤感的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缓缓移过。

　　

　　丈夫那忧郁的目光在妻子的圆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干枯的手，用力握住了兰珍柔软圆实的手。

　　

　　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相知相爱，不失为一桩富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爱情童话。12年前，他们同在一座公寓“做客”。一两次偶然的谈话后，便有了少许的往来，以后，见面的次数日见频繁，感情的纽带也愈来愈紧了。

　　

　　他喜爱她善良的心地、朴实的性格。而兰珍则敬佩独秀正直的品格、渊博的学识以及妙趣横生的诙谐谈吐。也许是陈独秀身上的某种气质太富有磁力的吸引吧，情窦初开的潘兰珍，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只是在当时，她不识他政治身份之“庐山真面目”。直到1932年陈独秀被捕，兰珍才从报上知道，与自己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先生丈夫”，竟是过去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总书记。

　　

　　自从陈独秀入狱后，身为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一名工人的潘兰珍，出于对陈独秀的爱慕，曾只身前往南京，无论是夏迎灼灼骄阳，还是冬顶漫天风雪，三天两头一趟一趟地去老虎桥，为身陷囹圄的丈夫送牢饭。那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是否还有生还希望，尽管国民党当局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将陈独秀的徒刑由15年改判成了8年。

　　

　　出狱后，夫妇俩一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但妻子毫无怨言，只顾悉心照料丈夫，真可谓体贴入微。尤其是在初到江津的日子里，与陈独秀的上下四代人同住一室之际，由于兰珍的孝顺、勤恳，赢得了陈独秀一家老小的尊重和喜爱。松年一辈尊之为母，松年下辈呼她为二奶奶，陈独秀的母亲谢氏则叫她为二娘子。

　　

　　此时，陈独秀哽咽着道出了肺腑之言：“兰珍，……我死，死后，你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记住，自主，自立……”一阵激动噎住了他满腹的千言万语。

　　

　　“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陈独秀喘息着，蓦地，他那双目直对着房顶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到‘抛’字呵，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慢慢滴下来。

　　

　　从此以后，他便是不断的昏迷、呓语，呓语、昏迷……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创“科学与民主”，领导五四运动以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的“思想界明星”，就在那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注着、热爱着的人生，享年63岁。当时守在他病榻前的，只有妻子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玙，侄孙长文和北大学生会的何之瑜，以及前往探视的包惠僧等8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一代英豪，就在这凄风冷雨中走完了他颇具争议的一生。1947年，根据陈独秀的遗愿，陈松年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市郊十里乡的叶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