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一甲一名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先后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中国近代史上着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

　　

　　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法家第一。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

　　

　　出生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

　　

　　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翁同龢国学水平极高，被当时的传统人士奉为一代大儒。但也因对西学始终持狐疑态度，终其一生对西方化和西方文明都持抵制和反对态度，是洋务运动的朝中反对者的代表人物。

　　

　　做官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受命教授光绪帝读书。不久，迁户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历任刑部、工部尚书。光绪八年（1882年），充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主张进兵结合谈判，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不久，罢直军机。历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

　　

　　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刁难北洋水师。1890年户部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落于世界之后。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又联合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协办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

　　

　　甲午首恶

　　

　　翁同龢与李鸿章宿仇。“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和光绪要负领导责任；李鸿章要负执行不力的责任；而翁同龢呢，只需要高喊口号，发发感慨，提些没什么作用的建议，最后竟然似乎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还博得个爱国的好名声，真正算得上个“聪明人”了。只可惜，老百姓虽然看不出来他的如意算盘，慈禧太后却通过此事将这一对师生（翁同龢与光绪）看透了，这也为几年后一拍子将他们打下去埋下了伏笔。

　　

　　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或许因为经过甲午海战的失败，翁同龢看到了中国确实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于是幡然醒悟，“大搜时务而考求之”。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思想，协助光绪实施改革，并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希望中国富强。然而不幸失败。翁同龢被慈禧下令撤职，旋又遭贬黜并赶回老家常熟。临终前，翁同龢口占绝笔诗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被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5日），因在维新运动继续深入问题上的分歧和不合光绪帝罢了翁同龢的官职。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然后回常熟故乡。光绪下的诏书说：“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戊戌政变后，光绪又下诏书：“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着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回到家乡常熟后，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翁同龢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42年都在京师任要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直接参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为官42载，官至相国，罢官回乡后，要靠门生故旧接济。翁同龢号称“南清流”领袖，所依靠结交的罕有地方封疆大吏，多是词垣台谏、翰林“清流”，这些人发起议论来头头是道，慷慨激昂，但都是些无实力无权柄的京官书生，说大话、说空话振振有词，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

　　

　　书画成就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 ，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