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1527～1602）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中古自由学派鼻祖，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湖北麻城芝佛院。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李贽着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生平简介

　　

　　李贽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廿六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市南门外。六世祖李驽是泉州巨商，从事远洋贸易，乘船往来于泉州与忽鲁模斯（今伊朗的阿巴斯港）之间，并娶当地女子为妻 。可能因此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到他祖父已经不信此教，从母姓， 他的父亲李钟秀以教书为业，李贽七岁时便随父亲读书、学习礼仪。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六岁。入学府，册名林载贽，后改姓李。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十六岁。中举。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二十九岁。任河南辉县教谕。三十九年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十四岁。，擢南京国子监博士，数月后，父白斋公病故于泉州，回乡守制。时值倭寇攻城，他带领弟侄辈日夜登城击柝巡守，与全城父老兵民同仇敌忾。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十岁。开始接触王阳明学说和佛学。补北京礼部司务。

　　

　　万历五年（1577年）五十一岁。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弃官。

　　

　　万历九年，春，应湖北黄安（今红安）耿定理之邀，携妻子女儿到耿家乡黄安天台书院讲学论道，住耿定理家中充当门客而兼教师，但和耿定理做大官的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

　　

　　万历十二年（1584年）五十八岁。作《答耿中丞》及《又答耿中丞》，与道学家耿定向论战公开化。定理死后，迁居麻城，住维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后迁至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读书着述近二十年。

　　

　　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十一岁。令女婿女儿送妻黄氏回泉州。

　　

　　万历十六年（1588年）六十二岁。居湖北麻城龙潭湖，着《初潭集》。妻黄氏卒。剃发为僧，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他喜爱清洁成癖，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

　　

　　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十四岁。所着《焚书》在麻城刊行。引起道学家的攻击中伤。撰《史纲评要》。

　　

　　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十六岁。作《童心说》，批点《西厢》等民间戏曲，出版《卓吾评点水浒传》。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七十三岁。所着《藏书》六十八卷在南京出版。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到山西、通州、济宁、南京游历。在济宁、南京曾两次与利玛窦见面，讨论教义。二十八年回到麻城。同年冬天，湖广佥事冯应京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又毁坏他预为藏骨的墓塔。李贽被迫避寓麻城东北商城县黄檗山中。二十九年，罢官御史马经纶闻讯将李贽接到通州，住莲花寺。

　　

　　万历三十年（1602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及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奏劾李贽，明神宗见疏即下诏，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逮捕李贽下狱，着作被通令烧毁。入狱后，李贽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原籍福建，感慨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又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三月十五日，囚禁在北京皇城监狱中的李贽，吩咐侍者帮他剃发，后夺侍者的剃刀，自行割喉了断，直到次日子夜时分，即三月十六日（公历5月7日）子时，这位已是76岁高龄的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思想犯。才气绝而亡。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称李贽“不食而死”。同年，马经纶为其卜葬于通州城北。墓今存。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贽的学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苏侍御捐资为李树碑。据说其“卓吾血流二日以殁，惨闻晋江，士庶甚闵，于晋江西仑作‘温陵先师’庙，颇奉香火，后毁于兵。”

　　

　　李贽一生生有4子3女，除大女儿外，其他几位子女都不幸夭殇。

　　

　　李贽的思想

　　

　　反传统儒学

　　

　　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着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李贽用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反对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理论武器，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生知”说。《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皆可以为圣”（《焚书·答耿司寇》）。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进步的历史观

　　

　　1．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李贽对《六经》、《论语》、《孟子》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这些着作是当时懵懂弟子，迂阔门徒随笔记录，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之药石，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

　　

　　2．反对历史保守主义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3．民本思想。虽然孟子早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主张，当在历代统治者中，实际均未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而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政治思想

　　

　　李贽在反对政治腐败和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

　　

　　① 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焚书·续焚书·答周二鲁》）。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李贽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孔丘，认为孔丘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话并不都是千古不易之理，不能以他的是非为是非，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为了打破孔丘提出的是非标准，李贽编写了《藏书》和《续藏书》，用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② 提倡人类平等。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他说：“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

　　

　　③ 反对封建礼教。李贽还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进行抨击，认为儒家经典的六经，如《论语》、《孟子》并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他反对歧视妇女，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他指出：“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他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④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李贽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焚书·续焚书· 夏焦弱侯》），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同前）。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四书评·大学》）。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李氏丛书·孙子参同》）。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李卓吾批点皇明通记》），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焚书·续焚书·兵食论》）。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⑤ “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