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总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喧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见钱钟书的《窗》一文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见钱钟书的《一个偏见》一文 钱钟书的演讲也十分幽默，他往往用非常俏皮的话来开场。且看他1980年秋在日本爱知大学演讲的开场白：“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A SPECTATOR S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S·T柯勒律治的话来说：‘诸位对我的无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 钱钟书在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即席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其开场白也令人捧腹：“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播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不失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第一个称赞钱钟书为“文化昆仑”的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钱钟书对专门召开他的作品研讨会都极不赞成。他曾说：“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被选入者可获得一大笔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一天，有个青年问钱钟书先生，怎样才能像他一样使自己的作品被图书馆收藏。 钱钟书先生风趣地回答说： “要想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里，得先把图书馆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国外曾有人说，如果把诺贝尔奖授予中国作家，只有钱钟书当之无愧。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着名汉学家马悦然真的向钱钟书谈及此事。钱钟书却对马悦然说：“你跑到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碗饭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为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这有道理吗？”对于诺贝尔奖的评价，钱钟书先生再一次体现了他惯有的幽默：“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危害更大。” 钱钟书在其散文《说笑》中说：“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他确实践行了自己的幽默观，不愧为一代幽默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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