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秦在子午岭上修筑过驰道(秦直道)，当年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和秦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过回中”以及汉武帝北巡朔方，其实都是走的这条路。秦直道遗址证实了黄帝冢确实在罗川县东90里秦直道之间，黄帝冢在秦直道的西侧，今天的所在地大约在庆阳地区正宁县东部的五顷塬一带。黄帝乘龙仙游的故事，使这个地区与龙有关的地名至今尚有龙咀子、龙头、龙湫等等。五顷塬北还有一地名叫乔冢塬，据明朝《万姓统谱》说：“黄帝葬桥山，子孙守冢，因为氏。”乔氏就是桥氏。

　　

　　张耀民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证据，如明代以来，正宁人景清和庆阳人李梦阳等都有与“桥山”和“黄帝冢”有关的诗作传世;北宋以前，这一带有过冢、庙、祠或碑的存在;宋代以后，由于“天下纷纭”，遂迁建于陕西，正宁县五顷塬唯有灵湫了。说黄帝冢一直在陕西，均未见有力证据，相反说在罗川县倒是有根有据。

　　

　　这种观点在甘肃史学界中很有影响。1998年1月出版的《庆阳地区志》，在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实地调查之后，否定了以往的说法，把黄帝的出生地认定在正宁县子午岭南部，把黄帝陵定在正宁县的五顷塬村。

　　

　　不过有人针对张耀民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桥山不是子午岭，黄帝陵不在正宁县五顷塬村，黄帝故里也不在正宁子午岭南部。他们认为把黄帝陵认定在五顷塬村是不对的，而把黄帝的出生地确定在正宁县子午岭南部一带是正确的，但不具体。黄帝陵在正宁县五顷塬乡西头村南面的桥山，黄帝也出生于此。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司马迁所说的桥山，既不在陕西黄陵县，也不在陕北榆林县，而在甘肃的庆阳地区。不过有人根据《尔雅》的“锐而高”就把子午岭叫做桥山是不妥当的，因为锐而高的山很多。《史记正义》说，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80里的子午山，而实际上罗川到五顷塬村和西头村都不到80里。西头村南面沟里的桥山，与黄土高原其他山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它不是陡坡式的，而是像馒头一样的圆形，明显有人工加工过的痕迹，其中有坟是肯定的。为什么叫桥山，是因为山脚下有水冲成的一个大洞，其上形成一个土桥而得名。清乾隆年间的《正宁县志》就说：“陵墓，黄帝葬衣冠上，在正宁县湫头镇东北西头村之桥山，当谷一峰耸起，草木葱蔚，上有荒冢，旁立一原，镌字曰：黄帝葬衣冠之处。”这种说法其实在古代的一些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今北京市平谷县境内，也有黄帝陵墓遗址。有一些学者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论证。支持这种观点的最早资料是明代官修的全国总志《大明一统志》，上面记有：“鱼子山，在平谷县东北一十里，上有大冢，云轩辕黄帝陵也。唐陈子昂诗：经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疑即谓此。山下有轩辕庙，见存。”其后各种北京地方志书都沿袭旧志，文字虽稍有出入，但内容则基本一致。

　　

　　这种观点遭到了学者的批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明一统志》的记载，在同书之内就有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其次，该书的编者在“鱼子山”条内，举出了陈子昂诗：“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且说“疑即谓此”，后来的北京志书则愈传愈讹。万历年间，蒋一葵的《长安客话》“黄帝陵”条，省去了“疑即谓此”一句，直接把陈诗与鱼子山联系起来。倘若平谷县鱼子山的大冢果为轩辕陵，那么，在历代的地理书中岂能无记?《大明一统志》中引用陈子昂诗，并疑陈子昂所说的“蓟丘”为鱼子山，是站不住脚的。唐代的地理志中，涉及到密云县境内，都未记有黄帝冢，相反如《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在唐宁州却都记有陕西桥山黄帝冢。学者强调，纵观自汉迄宋的历代地理诸书，其相当于今平谷县的记载中都无黄陵之记，而黄陵之记又都在今陕西境内。这就有力地证明：今之平谷县境并无黄陵，从明代开始出现的记载，不过是出于当地群众景仰黄帝的传说。

　　

　　由于黄帝活动在远古的传说时期，再加上中国的土地广阔，而各地人民群众又都思念这位人文初祖，所以关于黄帝的陵墓也就有了不同的说法，这是极其正常的。其实黄帝陵都是衣冠冢，说到底都是后人对他思念而修筑的纪念性建筑，并不是真正的陵墓，不同历史时期在各个地方都建有黄帝陵也是很有可能的。在我国的丰富史籍里，保留下来若干条有关的可贵记录，凭据它们，足可以从学术角度来探清最早的黄陵究竟在哪里。不过，站在各个地方的观念上来各取所需这些资料的态度并不足取，因为这并不是真实科学的态度。此外，还存在如何对待一些民间附会传说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开这个中国帝陵史上的第一谜。